《女神》的自由還是一種絕對自我的自由樣式。在時間之流的波濤洶湧中，它甚至也沒有過中國古人“物是人非”的那種感傷，對於眼前的這個世界，對於人生所可能出現的變化，詩人似乎是充滿了無窮的信心，滿懷著挑戰的勇氣和進取的熱望。《鳳凰涅槃》所傳達的就正是這樣一種對於生命、自我與宇宙演化的確信與希望。鳳凰“滿五百歲後，集香木自焚，複從死灰中更生，鮮美異常，不再死。”對自我生命曆程的掌控這才是真正的命運主宰者，一種對於時間、宇宙和自我生命的絕對的主宰者。
時間的流逝最終拋棄了個體的生命，人類最終無法掌握這個世界，無法控製我們所置身的這個空間，歸根結底就是因為人類無法掌握時間，因此，對於時間和死亡的恐懼以及麵對空間所承受的巨大的心理壓力構成了人類文學與文化創造的根本，反過來，一旦在我們的作家自以為在精神的領域裏掌控了時間，掌控了自我生命的流程，這也意味著他將真正確信自己掌握了世界與宇宙，當鳳凰“更生”之後，我們讀到了這樣的歡暢：
我們新鮮，我們淨朗，
我們華美，我們芬芳，
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這裏所出現的物我合一與其說是體現了什麼泛神論的思想還毋寧說一種掌控了生存空間之後的歡娛的自由，一種遊走於宇宙之間無所阻礙的自得與豪情，這樣的自我生命在宇宙間自如往返，任意臧否的非邏輯行為正是貫穿於郭沫若詩歌的典型方式，可謂是真正體現郭沫若感受特征與精神特征的“郭沫若話語”。在《天狗》裏，是自由奔突於宇宙八荒的狂邁，是誓吞宇宙到自我吞噬的語言快感，在《我是個偶像崇拜者》中，出現了偶像崇拜與偶像破壞的突兀轉換，在《梅花樹下的醉歌》裏，這是無有你我、無有偶像的激情：
梅花呀！梅花呀！
我讚美你！
我讚美我自己！
我讚美這自我表現的全宇宙的本體！
還有什麼你？
還有什麼我？
還有什麼古人？
還有什麼異邦的名所？
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麵前毀破！
破！破！破！
我要把我的聲帶唱破！
宇宙不過是自我的表現，世界環繞著我而存在，這樣的生存是充滿自由充滿快意的，當然也就的確不需要再崇拜什麼偶像了！
主宰了生命的郭沫若麵對死亡也沒有了人生的沉痛，他感受到的不是生的艱難而是對這種新的生命狀態的好奇與向往，他已經將死亡作為了一種自我愉悅自我享受的輕鬆：
窗外的青青海水
不住聲地也向我叫號。
她向我叫道：
沫若，你別用心焦！
你快來入我的懷兒，
我好替你除卻許多煩惱。
——《死的誘惑》
主宰了自我生命的郭沫若也主宰了大自然，在詩人的眼中，大自然要麼是供自己自由馳騁的場所：“哈哈，我便是那隻飛鳥！/我便是那隻飛鳥！/我要同白雲比飛，/我要同明船賽跑。/你看我們哪個飛得高？/你看我們哪個跑得好？”（《光海》）要麼自我心靈的激情的應和：“樓頭的簷……/那可不是我全身的血液？/我全身的血液點滴出律呂的幽音，/同那海濤相和，鬆濤相和，雪濤相和。”（《雪朝》）要麼就是成為自我創造、征服的對象：“創造喲！創造喲！努力創造喲！/人們創造力的權威可與神祇比伍！/不信請看我，看我這雄偉的巨製吧！便是天上的太陽也在向我低頭呀！”（《金字塔》）後來詩人表述了這樣的自然觀：“剪裁自然而加以綜合創造”，“藝術家不應該做自然的孫子，也不應該做自然的兒子，是應該做自然的老子！”
四
1920年2月，郭沫若在《學燈》雜誌上總結了自己剛剛從藝術創作中獲得的生命感受：“生命底文學是個性的文學，因為生命是完全自主自律的。”“創造生命文學的人隻有樂觀：一切逆己的境遇乃是儲集energy的好機會。energy愈充足，精神愈健全，文學愈有生命，愈真、愈善、愈美。”藝術世界中的郭沫若既然獲得了掌控時間流程與生命節奏的感覺，那麼他也似乎理所當然地獲得了麵對現實世界的充足的信心。閱讀郭沫若的文論與時論，我們最明顯的感覺就是他總是在強調這個時代有什麼樣的特征，這個時代給我們提出了什麼樣的要求，我們如何來把握這個時代的脈搏，如何來實現這個時代的先進性，例如，郭沫若對於“20世紀”一再表現出了一種特別的敏感與興奮，他不時借助這一概念來闡發一些時代性很強的要求，諸如“20世紀的今日已經不許私產製度保存的時候了。20世紀的今日的藝術已經是不許特權階級獨占的時候了。”“20世紀是理想主義複活的時候，我們受現實的痛苦太深巨了。現實的一切我們不唯不能全盤接受，我們要準依我們最高的理想去毀滅它，再造它，以增人類的幸福。”“20世紀是文藝再生的時代；是文藝從自然解放的時代；是藝術家賦予自然以生命，使自然再生的時代；是森林中的牧羊神再生的時代；是神話的世界再生的時代；是童話的世界再生的時代。”這樣一種屹立於時代巔峰、傲視寰宇的感覺在他向著馬克思主義的轉換過程之中，在他倡導革命文學、參與的革命文學的論爭過程之中，更有過十分突出的表現。中國何以需要革命文學？郭沫若在他著名的文章《革命與文學》中開宗明義：“我們現在是革命的時代”，“在歐洲的今日已經達到第四階級與第三階級的鬥爭時代了。浪漫主義的文學早已成為反革命的文學，一時的自然主義雖是反對浪漫主義而起的文學，但在精神上仍未脫盡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色彩。自然主義之末流與象征主義、唯美主義等浪漫主義之後裔均隻是過渡時代的文藝，它們對於階級鬥爭的意義尚未十分覺醒，隻是在遊移於兩端而未確定方向。而歐洲今日的新興文藝，在精神上是徹底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藝，在形式上是徹底反對浪漫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藝。這種文藝，在我們現代要算是最新最進步的革命文學了。”革命文學之所以有價值，就是因為它“最新”最符合時代的潮流，這就是郭沫若“新=好”、“最新=最好”的思維，既然要永遠處於時代的巔峰，獲得先進的豪邁與自在，那麼就必須永遠追逐時代進步的步伐，“青年！青年！我們現在處的環境是這樣，處的時代是這樣，你們不為文學家則已，你們既要矢誌為文學家，那你們趕快要把神經的弦索扣緊起來，趕快把時代的精神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