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提問與認知模式可以說是貫穿了郭沫若的一生，代表了他最基本的語彙與思維方式。在這樣的語彙與思維的背後，依然活躍著一個激情的、樂觀的、自信的自我：他充滿了能夠把定時代的自信，他自詡足以成為時代的代言人，他確定自己掌握著當下的“先進”。
一個充滿自信的郭沫若常常洋溢著中國現代文化史與文學史上的激動人心的活力。
一個“與時俱進”的郭沫若又是如此緊密地聯係著現代中國社會進步、文化發展的諸多偉績。
五
然而，一個微妙卻又同樣實在的難題卻也出現在了包括郭沫若在內的所有人的麵前：我們究竟能夠在多大的意義上真正領悟和掌控了我們的生命？如果說這樣的一種掌握的感覺在我們藝術世界中還可以由我們精神的力量所建立，那麼在我們的現實人生活動中卻無疑會遇到重重的困難，人真的能夠完全把握我們所置身的這個外部世界麼？真的能夠操縱這個世界的異己力量麼？人真的能夠永遠居於時代發展的巔峰，永遠充當曆史的弄潮兒麼？
魯迅似乎就缺少這樣的把握。《呐喊》、《彷徨》裏天空沉重而壓抑，那裏沒有自由歡唱的鳳凰，沒有縱橫悠肆的天狗，鉛灰色的雲靄低低地垂落在大地上，這裏隻有一些影影綽綽的生靈，阿Q、華老栓、祥林嫂、單四嫂子、愛姑、七斤……他們包裹在灰暗的生活的霧氣裏，在生存的尷尬裏輾轉掙紮。壓抑以近於窒息的感覺是魯迅之於人生與世界的基本感受，他是如此深刻地體會到了來自於生存空間的巨大擠壓。同他筆下的人物一樣，魯迅時時體味著來自曆史時間與現實空間的多重碾壓、糾纏和浸染。“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這樣的曆史重負的感歎常常出現在魯迅的文字中，在另外的時候，魯迅談起了現實世界的“無物之陣”，談論“碰壁”，言及中國的“推”、“踢”、“爬”、“撞”，言及“橫站”的體驗。“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樣，使猛士無所用其力。”“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像‘鬼打牆’一般，使你隨時能‘碰’。”這就是現實世界的空間壓力。就像狂人畢竟還要在病愈後“赴某地候補”一樣，魯迅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絕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也就是說，他自己並不可能獲得超越於時空束縛的自由，成為曆史與世界的主宰者。
現在看來，魯迅的深刻之處就在於他如此細微地體察和傳達了曆史時間與現實空間所給予他的那種無法克服的擠壓，是他頓悟了這種擠壓之後的難得的清醒，是他在洞察了這一現實困境之後的新的自我意識。因為自覺於人無法克服特定時空限製的宿命，魯迅一再表達了對於所謂的永恒、絕對、黃金世界乃至於自我的懷疑，他常常以自己的特有的懷疑精神闡發著一些脫俗的見解。當郭沫若熱情地描述著他心目中不斷進步不斷發展的文學的曆史：“前一個時代有革命文學出現，而在後一個時代又有革革命文學出現，更後一個時代又有革革革命文學出現了。”而在魯迅眼裏，這種“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進步模式恰恰是十分可疑的，它不過就是曆史循環的一種方式。他甚至將他人看來的進步/落後、改革/保守的曆史“絕對”解構為現實空間關係的“相對”：“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在他人把定時代風潮、對未來滿懷必勝的信念之時，魯迅卻“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對於“最新最進步”，他也並不怎麼的熱衷，他的清醒在於：“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中間物思想，既表達了一種對於自我生命的局限性的清醒，同時也意味著魯迅從這一現實的清醒出發，所努力開掘著的“反抗絕望”的自我生命潛力：“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或者，這樣的存在方式“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以“反抗絕望”的方式走向“墳”的魯迅是沉重的、多疑的甚至滯遲的，因為他“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而充滿了青春朝氣又“自己覺得我的想象力實在比我的觀察力強”的郭沫若似乎更相信個人精神的那種所向披靡的力量，他說過：“人類生命中至高級的成分就是精神作用。精神作用隻是大腦作用底總和。大腦作用底本質隻是energy底交流。”“energy底發散便是創造，便是廣義的文學。宇宙全體隻是一部偉大的詩篇。未完成的、常在創造的、偉大的詩篇。”
就這樣，樂觀、自信而自得的青年郭沫若與悲愴、多疑而沉鬱的中年魯迅構成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感受我們這個世界，感受當下人生的兩種方式，應當看到他們各自的不同，因為顯然正是這樣的不同才導致了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的那一場意味深長的論戰。21世紀的我們回顧這論戰的個中滋味當然已經不必再陷入那種“黨同伐異”的思維模式中去了，但這場論爭中所充分體現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兩種感受方式與思維方式卻無疑值得我們認真地思考，因為就是這樣的感受方式與思維方式也帶來了他們在後來的不同的命運。
今天，我們似乎可以對這樣的問題產生更大的興趣：悲愴、多疑而沉鬱，相對滯遲地麵對20世紀層出不窮的“新潮”，魯迅式的姿態究竟為我們的現代文化帶來了什麼？而曾經如“天狗”般狂放自得、樂觀向上、一往無前的郭沫若式的姿態又是不是可以總結出一些深刻的曆史教訓，或者在郭沫若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地方也暗含著一些自我生命的悲劇，這種樂觀景象中的悲劇內涵更有一種發人深省的力量。
當天狗在全無時間壓力與空間壓力的狀態下上奔下跳、左衝右突，這一生命運動的本身是不是就帶有某種空虛性和飄忽感？體會到了這一層，我們也似乎理解了《天狗》一詩從誓吞宇宙到自我吞噬的所表現出的自我精神迷亂，引起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在於，沒有對於時空壓力的深刻體會，自我生命的深度與廣度究竟如何展開？生命的能量如果真的沒有了任何外在的壓力，是否可以持續不絕地噴吐不已？與這一問題密切相關的就是：我們是否可以在任何時候都有效地把握“時代進步”的脈搏，獲得超越於時空之上的自由的快意？在解放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郭沫若繼續著自己“不斷進取，不斷創造”、與時俱進的典型姿態，但他最後卻分明陷入了為時代所作弄的悲劇性命運當中，這一段曆史，的確值得我們細心品味。
§§第四章 學術史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