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是抗戰勝利60周年，各種學術團體都分別有許多的活動來紀念、研討“抗戰文化”，而眾所周知，郭沫若的文學與文學活動（學術活動），也是在抗戰期間達到了“又一個火山爆發期”，這便產生了討論“郭沫若與抗戰文化”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應當說，郭沫若抗戰時期的文學與文化活動曆來是郭沫若研究的兩大主要領域之一（另外一個領域當然是《女神》及早期詩歌創作），產生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了。如果我沒有統計失誤的話，像今年這樣的以“郭沫若與抗戰文化”為主題的大型研討活動也已經進行了四次，今天我們利用中國期刊網進行檢索還能夠讀到十年前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之時的大量相關論文。
然而，檢索近十年來關於郭沫若與抗戰文化的研究成果，我們也不能回避其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遺憾，這就是說，十年前，蔡震《生命的輝煌——論抗戰時期的郭沫若》、劉平《借古抒懷以鑒今——試析郭沫若的曆史劇與傳統文化》、鄭守江《從文化學的視角對郭沫若抗戰史劇的思考》等文章表達了我們認為郭沫若對於抗戰文化的基本貢獻，那麼，十年以後的我們幾乎就沒有從根本上超越十年前的學術結論，取得更深入的思考的成果。
甚至更多的論文，還遠遠沒有達到上述這些論述挖掘郭沫若自身精神立場的高度，而是將更多的篇幅留給那些關於郭沫若政治思想覺悟的史實追述，郭沫若的文學也被一再重複地表述為一個反映愛國進步、反抗國民黨專製的形象文本，至於更深刻的文化啟示，特別是作為文學自身發展與郭沫若精神發展史意義的闡釋，依然並不多見。
我以為，正是郭沫若研究界內部的這種將文學價值與政治價值簡單聯係的表述方式，從某種意義上塑造出了一個簡單而不豐富的“郭沫若”，以至當政治風標有所偏移的時候，就會有那麼一些原本並不熟悉史實的人士“借郭沫若說事”，以至有不負責任的否定歪曲之辭。如果我們考慮到郭沫若與現代政治文化的全麵深刻的結合就是從抗戰開始的，對郭沫若的簡單的褒揚和惡意的否定也常常是由這裏出發，那麼我們也就更有責任認真、細致而有說服力地闡述這一時期郭沫若文學與文化活動的曆史豐富性，以及那些不以表層的政治變遷為轉移的深刻的文化價值。
二
當然，平心而論，從中國抗戰文化的角度研究問題這在今天依然充滿了難度。因為，在新世紀的今天，在抗戰文化研究需要“深化”和“推進”的時候，我們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尷尬：一種政治意義上的熱烈與學術態度上的冷漠形成了明顯的對比——除了像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這樣重大的曆史標誌外，全國性的抗戰文學研討活動日漸減少，曾經影響一時的專門性學術雜誌（如《抗戰文學研究》）早已停辦，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生培養中的“抗戰文學方向”因為招生困難而不得不叫停，作為大學本科生選修課的《抗戰文學研究》幾乎就無人問津。對於一位執著的學者來說，現實的冷漠與學術學理層麵上的價值完全不能匹配的事實實在讓人困惑：抗戰如此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現代曆史的進程，如此複雜地作用於中國人的生存與精神，而作為中國人特定精神反映的豐富記錄，抗戰文學卻在廣大的青年學子中日益光芒黯淡，其中的原由值得我們深思。
不過，即便如此，我以為當前的中國抗戰文化與抗戰文學研究，也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值得我們郭沫若研究加以認真地觀察和借鑒。
例如，已經有學者開始意識到，“抗戰文學”這樣一個詞組，它起碼包含兩個原本並不相同的意義項：抗戰與文學，這樣便完全可能出現兩個方向的解讀，一方麵可以是“一切服從抗戰需要”的文學活動，另外一方麵也可以是“在抗戰中”文學如何活動，當然兩個方麵也可以是彼此聯係的，不過從學理論上講，前者更多包含的是抗戰的主題與內容，表達著中國作家在民族危亡關頭的嚴肅，這個時候，抗戰主題的強度就是抗戰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後者實際上是在一個比較寬闊的範圍內定位文學的特殊生存環境，“在抗戰中”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描述，它更加傾向於將文學本身的存在和發展作為曆史現象的主體，抗戰是對這一主體存在方式的特殊考驗-考驗了我們的作家，因為他們各自的生存狀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這樣的巨變當中，文學還意味著什麼？也考驗著我們的讀者，抗戰的焦慮與饑饉讓中國讀者的接受與閱讀方式發生了怎樣的新變？最後，也考驗著文學存在的社會體製，包括我們的政治管理體製與文化傳播體製。
在這個思路中，我們實際上就將中國的抗戰文學與簡單政治宣傳與政治表態剝離開來，將文學本身的發展演變作為了考察的主體。如果我們將抗戰作為一個內涵豐富的存在的背景，那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一係列新的課題幾乎將會自然而然地呈現在我們麵前：中國作家的生活與寫作因為抗戰的到來究竟有哪些不同呢？眾所周知，戰爭打破了先前書齋的和諧寧靜，將中國作家從象牙塔趕人了奔向大後方的洪流之中，讓他們和生活在中國最底層的人民一起，經曆著戰爭和貧窮的磨難。在走向戰場、返回民間、走進大後方的過程中，文學家們的精神世界經曆著前所未有的變化，現實生存的價值與意義格外分明地凸現了出來，這在抗戰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有生動的表現，也早就成為了當時許多作家的相當自覺的認識。過去，我們常常強調郭沫若如何將文學理解為抗戰愛國的“工具”，其實，郭沫若更從作家主體精神的自我變化方麵闡述過抗戰，他說是“抗戰的號角”，“把全體的作家解放了，把我們吹送到了十字街頭，吹送到了前線，吹送到了農村，吹送到了大後方的每一個角落，使他們接觸了更廣大的天地，得以吸收更豐腴而健全的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