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不是說郭沫若抗戰時期的文學創作與政治無關，而是從政治所起的作用也應當從作家自己的精神演變方麵加以梳理和解釋。作為對“文學藝術”本身的苛求，我們可能會批評郭沫若的創作太“政治”，其實事實恰恰還有完全相反的一麵：作為一位純粹的政治行為的判斷，其實郭沫若又常常太“文學”了！這就說明，我們絕對不可忘記郭沫若的抗戰文學終究還是文學現象，它與政治的特殊聯係與其說是政治現象還不如說是發生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特殊的文化現象！
關鍵在於我們必須找到能夠闡述這一文化現象的特殊形式。賈振勇《意識形態想象與郭沫若史學研究》提出一個“意識形態想象”的命題，提醒我們注意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學術選擇中如何內化政黨意識形態的問題，我以為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論述，與此同時，陳俐的研究則更進一步指出了政治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心態的複雜關係：“若要對郭沫若的一生作簡單的總體評價，可以說，20年代的郭沫若，是一個先行者的‘黨喇叭’；建國後的郭沫若，是一個傳聲筒式的‘黨喇叭’；而40年代的郭沫若所持的話語方式，則呈現出非常複雜的情形，怎一個‘黨喇叭’了得。”
事實上，如果我們結合郭沫若自身的精神發展史，也將能夠更深入也更客觀地闡述其抗戰文學（文化）選擇的深層含義，也更能窺見其中的複雜性。例如郭沫若在抗戰時期一係列創作和研究中都不斷強調的“人民本位”思想，民主自由追求以及對“五四”精神的推崇等等都表明在他那裏，“救亡”並沒有簡單地壓倒“啟蒙”，政黨意識形態並沒有完全代替一位“從五四走來”的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如果放大到對中國抗戰知識分子的更廣泛的觀察，我們便更能體會到這一啟蒙理想的重要影響。在戰爭的洗禮中，“救亡”並不像過去我們所說的那樣簡單地“壓倒”了啟蒙，其實中國人也因為戰爭而更加深入地反思和檢討著自己，著名的“新啟蒙運動”恰恰就是在戰爭的時代被提出來的，而且引起了眾多知識分子的熱烈討論，這樣的思路不能不引起我們相當的重視：“目前的救亡運動，抓住了全國上下利害不同的社會層。”“這一社會運動，必須有一個堅實的思想運動做它的前驅，那是不用說的。抗敵救亡既然打破以前一切社會運動的狹隘性，包括一切愛國分子，一舉而解決民族的社會的兩種任務，因此，與文化適應的思想運動，我們叫它作新啟蒙運動，是過去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新社會科學運動的最高綜合。它繼承著以前的啟蒙傳統，而展開一個全民族的（非民族的分子除外）思想解放的抗爭。”
再如郭沫若自五四時期就表現出來的“春秋戰國情結”，到抗戰時期，這種力圖從中國原初文化精神中尋求動力的願望無疑更具有了現實生長的必要性。他在《青銅時代》中說：“春秋在政治上的爭亂的時代，在思想上是矛盾的時代，政治上的爭亂是在求定，思想上的矛盾是在醞釀新的統一的。”在《獻給現實的蟠桃》中認為：“戰國時代，整個是一個悲劇的時代，我們的先人努力打破奴隸製的束縛，想從那鐵的侄桔中解放出來”，“戰國時代是牛馬時代的結束，大家要求著人的生存權。”在《屈原研究》中論及“由楚所產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產生出的《楚辭》，無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國統一著的。中國人如果不滅種，中國文如果不消失，《楚辭》沒有毀滅的一天。楚人的功勞是不朽的，屈原是會永遠存在的。”單純從政治意義出發，我們曾經努力將郭沫若與“戰國策派”劃分開來，其實，這種簡單的劃分並不利於我們對於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某些共同的文化心態的把握。
自然，文化的某種共性也不能替代作家個體精神世界的獨特性，除了“意識形態想象”，除了一個時代共同反映出來的“春秋戰國情結”，我們其實還能讀到郭沫若心態的複雜與微妙來，例如曆史劇《屈原》，除了熱愛祖國、抨擊邪惡之外，屈原也不時流露著詩人郭沫若自己的人生感慨甚至藝術感慨：
宋玉（有些惶恐）先生，你這樣說，我怎麼受得起？
屈原不，我不是同你客氣。凡是你們年輕一輩的人都是我的老師。人在年輕的時候，好勝的心強，貪懶的心還沒有固定，因此年輕人總是天真活潑，慷慨有為，沒有多麼大的私心。這正是我所想學習的。（複就座於亭欄上）就拿做詩來講吧，我們年紀大了，閱曆一多了，詩便老了。在謀篇布局上，在造句遣辭上，是堂皇了起來；但在著想的新鮮、純粹、素樸上，便把少年時分的情趣失掉了。這是我時時感覺著發慌的事。在這一點上，仿佛年紀愈老便愈見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