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說過，《湘累》中的屈原是自況，“那裏麵的屈原所說的話，完全是自己的實感”。看來，這話到了1940年代依然是準確的。如此的個人感念彙入郭沫若政治情懷與文化理想當中，顯然是加強了文本的複雜性。到目前為止，學界對此還較少注意。
三
從中國抗戰文化的豐富性我們也可以引發出郭沫若研究的新課題。
例如抗戰文化對於區域文化的發掘問題。中國文化從來就不是一個渾然無隙的板塊，它本身就是多種文化思想與多個地域的文學追求的整合，上世紀90年代中期，學術界曾經討論過區域文化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有關問題，在我看來，區域文化與文學關係的集中凸現更在抗戰時期，所謂解放區文學、國統區（大後方）文學、淪陷區文學這樣的三分，本身就是中國文學區域性存在的生動標誌。當然，其中不可排除的是政治的分野、鬥爭與對立，但同樣更有文學在不同環境中不同體現的多元組合，就是在政治相對統一的國統區內部，其實也存在著諸如重慶、成都、昆明、桂林等不同的文化格局，因為，國統區的大後方畢竟是一個廣闊的地域，按照重慶出版社編撰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大後方”“包括重慶、成都、昆明、貴陽、西安、迪化（今烏魯木齊）、蘭州和淪陷前的上海、武漢、桂林以及福建、廣東省的部分地區”。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不同的地緣政治、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地域文化都對大後方文學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當來自不同地域的中國這些知識分子紛紛湧向各自的大後方，在不同的生存空間繼續著他們各自的思考的時候，除了服從抗戰這一宏大的主題之外，其內部必然存在著一係列重要的差異。而恰恰就是這樣的差異，帶給了中國文學在特殊年代的不同的風采。作為四川之子的郭沫若，雖然他身受巴蜀文化的熏染，然而真正從理性上深刻研究它，從飽經人生憂患之後再來感受它，此時“回鄉”的意義恐怕是大有不同的。回鄉的郭沫若，參與發起了“巴蜀史地研究會”，介入巴蜀地區的考古發掘與文化建設，與當時來到“大後方”的許多作家一樣，他的小說、散文創作一改早期的主觀抒情風格，體現出了一種質樸、明朗的寫實傾向，顯示著他對當下生存環境的關注。近年來，也有學者提出重慶地區特殊雷雨氣候給予郭沫若“雷電頌”的特殊意義，應當說，這都是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方向。
另外，戰爭文化環境中所形成的特殊思維方式也值得我們關注，例如目前學界討論得較多的所謂影響現代中國文學的“二元對立”的思維形式。有人將之追溯到五四新文學運動，認為從白話/文言、現代/古典、新/舊的尖銳對立，追溯到胡適、陳獨秀等新文學先驅發表過的一些“非此即彼”的激烈言辭，其實，無論我們能夠從胡適、陳獨秀等人那裏找到多少表達“二元對立”的絕對化思維的言論，我們都不得不正視這樣的一個重要事實：中國現代文學並沒有因為這些先驅者簡單的新/舊二分而變得越來越簡單。從上世紀初到4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早已經擺脫胡適式的樸素單一的寫實追求，在開創中國式的浪漫主義、現代主義與古典主義方麵各有建樹，國統區文學的政治呐喊與生命探索、解放區文學的革命理想與民間本色都獲得自己生長的天地，在作為藝術主流的新文學之外，通俗文學、舊體詩詞的創作並沒有遭遇到任何新文化力量的障礙和禁止。
真正的“二元對立”必須是與政治意義的對抗有關，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現代中國文學的真正的“二元對立”的產生並不在五四，而開始醞釀於抗戰年代特殊的政治對抗，又最終在1949年以後的“專政”思維中得以最後的完成。結合戰爭文化環境中來研究中國作家思維形式的轉換，包括這種“二元對立”思維的發生發展不失為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對於郭沫若而言，這樣的研究同樣是有啟發性的。例如何思玉、王穎玉兩位先生提出過一個郭沫若抗戰曆史劇從“多元共存的事序結構變成二元對立的敘述結構”問題，他們認為，是戰爭使得郭沫若的曆史劇“好人、壞人鮮明，邪惡正義明顯”。另外兩位先生，何思玉與劉同般也提醒我們注意郭沫若曆史劇創作中的“逆現象”：“郭沫若在抗戰時期創作的曆史劇，是時代的產物，所有時代的矛盾在他的曆史劇中都有所反映，且呈現出一種逆現象。這首先是戰鬥的需要對劇作的雙麵影響上，既表現了曆史精神，又割裂了曆史精神；其次表現為大我的膨脹、小我的萎縮；再次，表現為為了達到為現實服務的目的，劇作中大都是正義與邪惡的鬥爭，陣線分明，以至於出現了好人皆好，壞人皆壞的現象。以上幾種現象即使郭沫若的劇作獲得了成功，又使其有所局限。”
目前學界對中國作家心態巨變的考察集中在1950年代，如程光煒《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1949-1976》，那麼，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是如何在1940年代的特殊“鍛煉”中逐漸完成思維方式的轉型，以另外一種麵貌進入1950年代的呢？郭沫若可謂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在這一方麵，還有許多的課題在等待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