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研究的趨勢問題
我認為，今天我們來討論“郭沫若研究的趨勢”不能不正視這樣兩個現實，一是必須承認這一研究領域還存在著若幹的“盲區”，二是必須將郭沫若研究置放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如何走向21世紀的巨大背景之上。
幾十年來郭沫若研究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這一成就還有必要大加肯定。但是隻有承認了“盲區”，我們才可能突破框子，自我超越，開拓前進。那麼，郭沫若研究是不是真的存在“盲區”呢？好像又沒有。因為，非常明顯，我們研究的筆觸已經伸展到了關於郭沫若的方方麵麵，詩歌、戲劇、散文、考古、文字、哲學、美學、文化，從生平史料的不斷發現和清理到《全集》的出版，連續不斷的郭沫若學術會議召開，討論了一個又一個或宏觀或微觀的課題（這方麵，中國郭研會、四川郭研會及山東郭研會都卓有成就）。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如何來突破？這實際上就涉及到了我們究竟應當如何來理解“盲區”的問題。我認為，所謂學術研究的“盲區”有兩種，一是因為資料的缺乏或能力的局限的的確確忽略了研究對象某些重要的內容，這些內容在人們的“視而不見”中被簡化了、犧牲了。例如過去的魯迅研究隻重視小說、散文、雜文，相對忽略了舊體詩、新詩和書信、日記，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隻重革命現實主義作家而忽略了“為藝術而藝術”的一些派別，忽略了徐誌摩這樣的人，這都可以說是“盲區”。但是，還應當有另外一種“盲區”，那就是由於我們受曆史條件的限製，眼光總是在某一個平麵上掃射，忽略了從新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已成的“定論”。
當學術研究的意見一旦轉化為“定論”，那將既是成熟的標誌，同時又是自我束縛的開始，成熟的郭沫若研究似可能存在這樣的“盲區”。比如，在關於《女神》的研究當中，人們普遍接受了這樣的定論，即從哲學思想來說它與“泛神論”思想關係緊密，於是我們找到西方泛神論與郭沫若的許多關係。其實，郭沫若似乎並沒有在一個嚴密的哲學思辨中來理解“泛神論”，古今中外的哲學思想常常都被郭沫若作了純粹的“詩化”，詩化的幻想讓他不時對許多問題作出“創造性的誤解”，是創造性的，也是充滿了誤解的。就這樣，在一個曆來的“亮區”當中也出現了我們研究的“盲區”。
那麼，走出這些“盲區”的路線何在呢？我認為還有必要重提那句口號“回到郭沫若那裏去”。也就是說，我們隻有繼續從郭沫若出發才能研究郭沫若。這又似乎可以包括幾個方麵的涵義：
（一）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和文化理論都隻是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曾經有那麼一個時期，中國人來到這個世界的唯一目的似乎是為某種偉大理論作一次小小的證明。當然這一時代已經結束了。但其實與之相聯係的某些思維方式還是對我們很有影響的，我們引進了古今中外的若幹文學觀念和文學現象，又拿這些觀念和現象來“觀照”郭沫若，於是得出了郭沫若在方方麵麵的“形象”，幾乎所有的推論都合情合理，但卻往往是“遺忘”了郭沫若自己。郭沫若從來不是為這些觀念和傳統而存在著的，郭沫若就是郭沫若自身！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情感態度和自我邏輯，隻有挖掘了郭沫若自己的“內在結構”、他的語言方式才能算是“進入”了郭沫若。在今年4月的“中國現代文學年會”上，山東師大的魏建同誌提到了郭沫若研究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就是“以魯視郭”，我們以魯迅研究的經驗、方法來套用郭沫若研究，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對此，我十分讚同。顯而易見，郭沫若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在文學史上的如此顯赫的地位並不是因為他與魯迅有更多的相同之處，恰恰相反，隻因為他具備了為魯迅所不能夠代替的獨特性才最終確立了自己。因此，我們的郭沫若研究更重要的是尋找自身的研究“語碼”，這種語碼不是由我們強加在郭沫若身上的，而首先是對郭沫若自身的一次“返回”，是“回到郭沫若那裏”，然後出發。
（二）回到郭沫若那裏去，也意味著從郭沫若自身的生存環境，教育經曆來重新檢討他的思想性格和成就。過去我們習慣於從中西文化衝撞的大格局中認識郭沫若，這是很有必要的，也取得了十分值得珍視的成果。不過，今天討論“郭沫若研究的發展”則意味著我們要從這一層麵走出來，繼續開拓、前進。因為中西衝撞還隻是對郭沫若生存環境的一個比較粗糙的概括，何為“西”，中與西當中還包括哪些細致的問題，這都值得我們認真討論。比如，就郭沫若接受的西方文化而言，美國文化就與德國文化、蘇俄文化不同，日本文化又自有特色，還有東方的印度文化呢？美國文化更突出個人生命的自由，德國文化強調對人生宇宙的思辨，蘇俄文化強調一種社會改造的憂患精神和革命意誌，現在日本文化是東西方文化在西方取向上的融合，現代印度文化則似乎是東西方文化在東方取向上的融合，對於這林林總總的複雜問題，郭沫若究竟是如何理解的，理解之中拋棄了什麼，又強化了什麼，或者“歪曲”了什麼，都還有必要從細部上展開；同時就中國文化自己來看，除開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墨俠文化、法家文化這樣一條思路外，在今天，地域文化的問題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了。郭沫若生長在巴蜀文化的環境中，巴蜀文化固然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卻有自己的許多獨立性，比如它遠離封建中央政權，遠離儒家文化的中心區域，曆來有桀驁不馴的傳統，這對郭沫若有什麼影響？儒家文化在巴蜀的積澱不及齊魯和吳越深厚，從郭沫若的家庭環境來看就是如此。他童年時代的自由感較浙江魯迅要大，讀“耍耍書”，當“逃學狗”，這對他個性的形成又有什麼影響？再如，巴蜀是一個移民社會，（這在郭沫若《自傳》中有過相當精彩的描寫）移民式的爭鬥性格和靈活機智與郭沫若有沒有關係？關於這方麵的情況，我自己也撰寫了《論郭沫若與巴蜀文化》一文，但也隻是初步的探討，許多細節問題還有待於郭研界同仁來共同探討（在這方麵，我倒認為四川郭沫若研討會完全可以大有作為，至少起到一個“龍頭”作用）。此外，郭沫若自衝出夔門，足跡踏遍了中國，中國其他地域的文化對他有沒有影響呢？比如上海海派文化，北京京派文化，如果說有影響，那麼這種影響又是在什麼意義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