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於郭沫若自己的諸多言論我們也要加以認真的梳理和分析。顯然，一個作家的自述是我們研究的重要的根據，不過，過分依賴和迷信“自述”卻也是值得注意的。因為，人的性格是多方麵的，對於一個思維縝密，以理性取勝的作家（如魯迅），他的許多自述一般來說是深思熟慮的，大體上可以直接移用，而有的作家則是以感性悟性見長，他的許多言論可能都是率性而發，不假思索。作為“詩人”的郭沫若就很有這方麵的特點。我們都注意到了郭沫若言論中的許多矛盾之處，但我認為，最好不要用“走向成熟的必然”來簡化了這些矛盾，而應當透過矛盾本身向下挖掘，發現郭沫若尚未言明的又能統一這些矛盾的思想基準，我們所謂“回到郭沫若那裏去”，最終就要回到這樣的基準。對於郭沫若的理解，隻有把矛盾也納入了理解的範圍，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第二，我們還應當看到，在我們今天討論“郭沫若研究走向”的時候，正是整個中國現代文學麵臨跨過世紀的門檻邁向未來的時候，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主幹內容之一，郭沫若研究的曆史命運與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又是聯係在一起的。所以，我們也有必要自覺地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大背景上來思考問題，隻有這樣，才會為郭沫若的研究指引方向。21世紀即將到來，當我們回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整體發展，有什麼樣的感受呢？可能感受是多方麵的，這包括如何處理“救亡”與“啟蒙”的關係，如何總結非學術性力量對研究的幹擾，如何正確對待“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關係等等。不過，有一個東西似乎隨著世紀之末的臨近而越來越多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就是說隨著20世紀中國文學品格的日趨獨立和變化，曾經激蕩著許多現代作家心靈的東西將有可能不再成為文學發展的中心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現代文學不是與21世紀的文學更接近而倒是與中國古代文學更接近了！或者說，中國現代文學將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它如何尋找古代文學的現代“轉換”這一形象，而21世紀的文學則可能更多地呈現出“建設”新規範的形象。那麼，這一文學發展的事實可能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我認為，這種影響可能指向不同的方麵，就文學研究對當代生活的幹預或者是“指導”而言，可能作用要大為下降了。（這或許是一點“消極”吧？）但就文學研究自身學術品格的健全和完善來說，則會是十分積極的。因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可能承受的非學術性幹擾會大為減小，我們能夠在一個更加寬鬆和諧的環境中，在一個相對更加健康的心境中從事著我們喜愛的工作。郭沫若研究也是如此。自從郭沫若出現在中國現代文壇的那一天起，不知就引起了多少截然相反的評論，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也有人始終不以為然，同樣一個作品（如《女神》），同樣一個行為（如轉向馬克思主義），都曾引起過非常不同的議論，貶斥之辭也仿佛多少切中了這位先驅的某些性格特質，但是就學術研究而言，過分的吹捧和刻意的貶斥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所體現出來的仍然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激情，是想借郭沫若來宣傳他們自己的某種主張，對郭沫若自身可以說倒並不一定有什麼興趣。我認為，正是隨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郭沫若研究向著“古典式”的學術操作領域過渡，倒正為我們新的研究帶來了機遇。我相信，隨著21世紀的到來，我們的郭沫若研究將有可能更加的心平氣和、實事求是，更加的符合學術操作的規則，自然也將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