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我充滿了信心。
關於郭沫若與“先進文化”
中國現當代學術的發展與一係列政治性的命題直接相關。樂山召開“郭沫若與20世紀先進文化”研討會就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不過，我卻覺得，這的確不失為一個研究郭沫若的很好的角度。如果能夠不停留於一般的政治意義的心得而真正深入到研究對象當中，那麼其開拓餘地應該很大。因為它既真實地反映了郭沫若的文化思想與文學追求的本質特點，又相當深刻地代表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跨出傳統思維模式，建設新文化的基本方向，就前一方麵而言，眾所周知，從《女神》的浪漫主義開拓到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從熱情地擁抱新中國到以《科學的春天》迎接新時期的到來，可以說郭沫若是真正體現了“與時俱進”的重要特點，在每一個時代發展的關鍵時刻，郭沫若都努力站在時代的“潮頭”，他最願意追求“先進文化”的方向，從後一方麵說，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全部的現代的追求及其成果，都可以說是他們走出傳統“天道循環”模式，承認有“新”，承認有“先進”，承認自己弱勢的結果。“先進”，這就是20世紀中國思想追求的“關鍵詞”。然而，問題也有另外的一麵，例如，當處於具體曆史情境當中的個人，究竟怎樣有效地判斷“先進”，一而且，當“先進”總是以“新”的方式出現之時，是不是一切的“新”都一定屬於“先進”？這都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所以，在20世紀，在包括郭沫若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那裏，我們發現了“新=先進=好”，“最新=最先進=最好”的思維方式，發現了這一思維方式所帶來的曆史的局限性，更有甚之，在政治權威獨占意識形態的時候，也可能將“古老的”、“落後的”文化當作“先進”。這都是我們必須正視並加以嚴肅思考的東西。當然，這些負麵性的東西並不可能都由作家個人來完全負責——尤其是當他們的個人生存都受到威脅的時候，但我們也因之獲得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如何在20世紀中國先進文化建設的程序中，讀解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性和悲劇性，首先要理解他們，然後再認認真真探討他們的精神苦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