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視野問題
在我們既往的感覺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似乎隻有一個統一的立場與角度，不同的研究者極力尋找的恰恰是我們的彼此可以認同的部分：比如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比如中外文化的關係問題，比如中國現代社會發展與文學的互動等等，似乎我們愈是在觀念與立場上達成了溝通才愈是顯出了文學研究的進展。但是，這裏有一個東西卻很可能被我們所忽略，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觀念與立場其實都是自覺不自覺地以中國文化當前的中心城市為標準的——要麼北京，要麼上海，好像總是這一兩個中心城市在為我們引入、創造理論框架，而其他的研究者隻需按圖索驥地加以運用就可以了，對於中心城市以外的廣大地區，重要的便是及時獲取和吸收中心城市的“先進文化”，及時用作我們研究的“指南”，不能進入到中心城市為代表的“先進文化”的話語中去，我們就“落後”了，“失語”了。
這些現象的合理性便在於它的確反映了“現代”以來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實際處境：我們全國各地的人們都是在少數“先進”城市的“領導”下“走向世界”，或者說走向今天所謂的“全球化時代”。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我們文化發展與思維發展大體上都“默認”了這樣的一個模式-由中國留學生將“先進”的外來文化搬運、輸送到國內的少數中心城市，又由少數的中心城市再漸次向“下一級”中國城市傳輸，漸次傳輸的過程，便是“先進文化”的信息逐漸減少的過程，於是對於北京、上海之外的“外省中國人”而言，重要的就是不斷向中心城市的再靠攏與再學習，不斷自覺接受中心城市的文化引領。然而，這近似於“文化等級金字塔”式的一切都是絕對合理的嗎？
當然不是。實際上，人作為一種文化的存在，他同時也在不斷地創造著文化。前者已經證明了人與各自的生存環境的緊密聯係，而後者更說明了我們自己的主動性。當然我們生存本來就是與北京、上海之類的所謂“中心城市”不同的，北京人的喜怒哀樂自然不可能代替深居西南內陸的四川人、重慶人，四川人、重慶人所可能進行的文化創造也不是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就能夠完成的。隻不過，在一個不斷拱衛著“文化等級金字塔”的社會裏，我們常常是掩蓋了自我真實的需要和可能罷了，而掩蓋的最終結果其實又是對不同地域與不同個體的生命活力的壓製與弱化——它從根本上阻擋了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整體繁榮。
在中國社會的近現代轉型過程中，偏居西南的四川與重慶，在其社會經濟的發展上往往受動於東部沿海與政治中心城市，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卻不是全部的曆史事實，更不是文化與文學創造的豐富的事實。通常所謂的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四川與重慶（統稱巴蜀地區）其實有著相當生動的體現。從“五四”時期白話詩歌最早的探索者之一的葉伯和到“狂飆突進”的郭沫若，從“淺草”文學社的主力到三四十年代影響中國文壇的李劼人、沙汀、艾蕪，還有公認的世紀文學大師巴金，以及作為現代詩歌運動大本營之一的種種流光溢彩。到抗戰時期，國際軍事形勢的巨變更使得中國文化的戰略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方麵，我們認為，抗戰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最重大的改變就是它以一種“強製”的方式顛覆了中國文化的固有格局：北京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中心，但是它已經淪陷了；上海是中國近代文明的象征，它也淪陷了……中國僅存的文化精英都不得不彙集到他們先前或許根本無意光臨的偏遠的西部——以巴蜀為中心的大西南。老舍來了，茅盾來了，冰心來了，胡風來了，梁實秋來了……郭沫若回來，巴金也回來了，一個“後發達”的內陸腹地幾乎在一夜之間集中了全中國的文化與文學精華。巴蜀，這個長江上遊的內陸腹地終於出現了“國家級”的文壇巨擘，形成了全國性的文學組織；巴蜀山川間的生活，終於可以進入一流文學大家的視線。這些來自天南地北的溫文爾雅、多愁善感的文化精英棲身於藍衣赤腳的巴山鄉民、提勁打靶的碼頭袍哥之間，重新打量和品味著中國的現實與人生。與皇城根腳下的醇厚風雅相比，與十裏洋場的燈紅酒綠相比，巴山蜀水間發生的一切都那麼新奇，那麼富有衝擊力。更重要的是，中國作家在巴蜀地區的文學創作贏得了更好的氛圍與環境，外來的文學巨子並沒有因為抗戰生活的艱辛而停止自己的文學思考，返鄉的巴蜀作家則產生了新的文學靈感。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代，也是一個特殊的地域，巴蜀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繼北京、上海之後的第三個重要的所在。來自巴蜀地區的人生感受與地域體驗由此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裏所引發的諸多思考，我們可以用“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視野”這一框架來加以概括。
關於文學與區域文化的關係，特別是中國現代文學與區域文化關係的研討，在近些年來已經取得了一係列重要的成就。1995年，由嚴家炎先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便是其標誌性的成果，以後，各種專題性的區域文學研討之作繼續問世，充分展示了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術前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研究還主要集中在“發現”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的地域（區域）內涵方麵，而如何在整個學科發展的意義上來自覺發掘區域文化的價值，進而在學科與文化互動的方麵同時推進其各自的發展，還一直缺乏足夠的關注。
我認為，未來的新的研究力應當注意將區域文化的內在意義上升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新動力，同時將對區域精神的發掘彙人當代文化發展的大潮之中。
“視野”既是對作家立足於地域體驗的思維方式的概括，也是對今天學科發展當中所包含的自覺的文化意識的提煉。前者將超越一般區域文化研究更多局限於民風民俗的趨向，從而在一個縱深的層次上總結區域文化之於作家思維形式的影響；後者將超越僅僅從現有作品中“挖掘”地域意象的思路，努力從曾經有過的巴蜀文化的精神追求中尋覓支持當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發展以至整個文化發展的重要啟示。
“巴蜀文化視野”概念的提出，既是對中國現代文學與巴蜀文化關係研討的深入，也是對以文學為中心的當代文化建設健康發展的推進，其意義在於：
1.突破一般區域文學研究以民俗民風展示為主體的思維模式，以“視野”概括巴蜀文學的獨特視角與精神趨向，從而在一個更深的層麵上揭示巴蜀文化之於四川文學的影響。
2.突破僅僅在四川文學範圍內闡述巴蜀文化的局限性，努力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上揭示巴蜀文化所產生的意義，挖掘“巴蜀文化視野”在其他外省作家那裏的價值。這樣便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多樣性的認識。
3.借助文學史的闡釋，進一步探討地域文化資源之於學科發展地域特色之意義以及地域性學派形成的可能，這可謂是當前中國學術發展與文化發展的重大課題。
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需要注意一個“巴蜀視野”的問題。今天，作為一個對巴蜀地域體驗深刻的學者，在考察郭沫若及其他現代文學作家當時的價值取向之時，自然也應該將當年他們的地域立場納入其中，從而形成我們“巴蜀闡釋”的獨立的角度與聲音。
眾所周知，一個十分明顯的問題在於，在真正的現代文明的國度，文化與文學的多元化是必然的趨勢，由少數所謂的“先進城市”領導一切的情形是不可想象的，美國文化不可能由華盛頓或紐約來主持，英國也不會隻有倫敦文化。在20世紀80年代“走向世界”的思潮中，我們不斷爭論“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還是“愈是世界的，才愈是民族的”，今天，又以為“全球化時代”的“大同圖景”為我們未來的一切都鋪平了道路，其實，“世界”與“民族”永遠是互為限度也互為說明的，“全球化時代”的提出本身也是人們體察到了各自地域需要的產物，離開了各自的地域需要談全球化是空洞的沒有意義的。既然我們今天可以“理直氣壯”地反對西方國家的“強權”與“單邊”，倡導世界的“多極”，那麼也就同樣必須承認，中國文化發展的未來絕對不是少數中心城市地位的繼續鞏固，恰恰相反，是更多的外省邊緣文化的崛起，是中心的弱化，或者說更多中心的出現。
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視野，有著相互聯係的兩個方麵：一是“在巴蜀”看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包括郭沫若等巴蜀作家的創作）；二是“從中國現代文學”看巴蜀，尤其是看巴蜀地區的文化。我認為，這些獨具地域指向的思考最終還有助於一個新的學術群體——巴蜀學派的逐漸形成。
正如一些學者早就提出過的那樣，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的真正的成熟有賴於各地域性的學術流派的出現和發展，在傳統的“京派”與“海派”之外，出現更加豐富的“北方學派”、“南方學派”、“東部學派”、“西部學派”，出現更多的“山東學派”、“廣東學派”、“中原學派”，在這一格局中，我們的“巴蜀學派”應該占據它特有的位置。
這是一個需要時間來加以證明的過程，但同時也上一個必須完成的過程。
二、巴蜀學派與當代批評——與毛迅對話
李怡：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我們一直都在思考這樣一個題目：巴蜀學派存在的當代意義如何？或者說在我們的當代批評的語境中，討論巴蜀學派的問題有什麼特殊的價值？我以為，愈是在所謂的“全球化”的今天，一種深入的自我體認的需要也愈加清晰地凸顯了出來。“全球化”不是整個世界的混同，而是各個區域文化都獲得了自我展示的機會。我思考的是，作為身在四川地區（巴蜀）的知識分子，在當代批評的眾聲喧嘩中，究竟怎樣以自己的方式說話，而我們自己的思路與語言又如何才能不被別人的思路與語言所淹沒？上升到理性的層麵，我們可以將之概括為是對“巴蜀學派”的一種呼喚。毛迅：是的，盡管我們的當代批評所指的對象是整個中國的文化問題，但是我們卻沒有生活在一個抽象的大中國裏，所謂的“全球化”也最終是以我們對周遭生活的體驗來呈現的，我們必須關注自己獨特的感受，挖掘和彰顯特殊地域文化中的文化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