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記得十年前你和四川大學的幾位學者曾經提出過一個“邊緣批評”的概念。
毛迅：當時提出“邊緣批評”的主要動因一是從“學術生態”的角度來思考的：認為多年來國內學界學派意識淡弱；二是基於我們當下文化行為的過於集約化和文化方式的過於單一化。眾所周知，由於政治中心地位的特殊原因，建國以來，京文化“話語形態”一枝獨秀，過度生長，以一種單一的聲音覆蓋各地，這顯然是很不正常的局麵。當時我們的思考就是想要增多現有的文化方式來表達自己，使中國的文化生態更加豐富，更趨合理。其實在上個世紀的“五四”時期，中國文化的話語形態是相對多樣的，北京的、上海的、南京的、粵港的、蘇杭的、武漢的、成渝的、東北的，等等，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多聲部合唱”，而到了後來，卻越來越趨向單一文化區域的“獨唱”。今天，大家都在奢談“文化多元”，但又常常是以相似的立場、相似的視角、相似的姿態、相似的文化性格來建構“多元”，以單一的聲音來呼喚“多元”，這樣的理路自然導向深度的邏輯紊亂。強調“邊緣”的價值就是為了豐富單一中心的尷尬格局，但現在看來，籠統的“邊緣”其實定位也不盡準確，還是有些大而無當。所以，我今天也趨向於跳出籠統模糊抽象的“邊緣”概念，代之以更富有本土色彩、更為具體的概念：“巴蜀”。
李怡：今天我們以自己生存的地域來命名作為學派意義的“巴蜀”，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想當然的批評策略的考慮，可以說，這一行為本身是建立在巴蜀地區相當豐富的文學沉澱與學術傳統的基礎之上的。當然，擁有這樣傳統的我們同時在今天又懷有一種強烈的新的表達願望。我們希望自己獨特的生存體驗與文化個性得以傳達，從而形成其他區域批評所不能替代的“巴蜀”的學派特點。毛迅：眾所周知，巴蜀文化一直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考古學上發現的三星堆、金沙遺址等殷商時代的大量文物，其文化形態之獨特，內容之豐富，與我們熟悉的中原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在這個意義上說，巴蜀文化的原初形態是與中原文化、河姆渡文化、楚湘文化等共生共榮的。
李怡：在後來中原文化對巴蜀地區的征服、同化後，有人曾站在中原文化的立場上謬讀巴蜀，多有誤解，如斷定認為這裏是沒有文明的“西僻之國”，如《蜀王本紀》說“蜀左言，不曉文字”之類。其實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形態本身呈現出很大的異質性，有自身獨立發展的模式，如古代巴蜀人很早就使用一種表意的特殊符號，三星堆遺址出土陶器、石邊璋和成都十二橋遺址陶紡輪上的一些刻畫符號，可能具有表意文字的某種功能，它與戰國時期巴蜀青銅器上的圖語和文字有某種淵源關係，是同中原的殷周甲骨文和金文都不同體係的另一種表意符號或文字。據說今天已經發現的巴蜀圖語的單體符文就有150餘個，成組的有一定意義排列組合的更達200餘個。雖未破解，但表明它有相當發達的文明。到了秦漢，就是在彙入中原文化之後，巴蜀地區的文化也長期繁榮昌盛，所謂“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其學比於齊魯”。兩漢時期中國文化最發達是齊魯、關中、成都及東南吳會四大地區，巴蜀是其中之一。蜀學可與齊魯學派並駕齊驅，也是最早以地域命名的學派之一。
毛迅：巴蜀文化的異質性在今天依然可以從最普通最日常的生活層麵顯現出來，如四川獨具特色的蜀錦、蜀繡、川戲以及享譽天下的酒文化、茶文化、演藝文化、遊樂文化、園藝文化、餐飲文化、民居文化等等。
李怡：一種能夠充分滲透到現實生存細節的文化本身就是它繁榮與發達的標誌。
毛迅：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提出的“巴蜀”文化的諸多問題都建立在一種相當深厚的文化淵源和相當鮮活的文化現場之中，絕非憑空臆想。
李怡：已經沉澱為日常生活細節的巴蜀文化實際上也就是當代四川知識分子感受世界、感受人生的重要方式。這自然就是我們學術建構的重要語境，所以說以“巴蜀的”方式感受世界，這是我們的一種“自然”（毛插話：本能）趨向。在當代批評中，如何領悟和體現巴蜀文化的氣質，這是一個不容我們回避的重要問題，如果回避了，反倒不正常。
毛迅：毋庸置疑的是，當下的學術研究在長期單一化的生長格局中已不知不覺地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北京情結”，似乎問題的提出、思路的確立、話，語表達的方式以及大家讀什麼書想什麼問題等，都得以北京學界的興趣、動向和評價體係為基準，於是舉國上下看相似的書，想相似的事，說相似的話，並按照同一的考評標準來運作文化，包括巴蜀學者在內的所有外省學人都自覺不自覺地以喪失自己的文化特征和身份為代價來適應中心文化話語的遊戲規則，否則就會擔心被排除在當代中國文化存在之外。
李怡：當我們放棄對地域的真實體驗，我們就放棄了獨立的思想，放棄了思想，也必然會放棄了自己的語言，在這個時候，你對世界的真實理解也就無從談起。
毛迅：以語言學的立場看，普通話文化正在不同程度地稀釋其他的方言文化，相對於古人“和則生物”的文化生態理想，正在訴求“文化多元”的當代中國文化已經陷入了一種令人悲哀的悖論之中。站在普通話文化的立場上，有人認為阿來《塵埃落定》的成功得益於一種“詩一般輕靈的語言”。其實，如果阿來沒有一種幾乎被漢語文化淹沒了的本土視角，沒有對土司文化的獨特發掘和體驗，《塵埃落定》被關注的價值還會剩下多少呢？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如果郭沫若丟棄了四川人特有的執拗、浪漫、超越感與靈性，也就不會有《鳳凰涅槃》、《天狗》這樣的火山爆發式的詩歌書寫。從本土的人和事，到本土的話語，再到本土的性格，直至本土的文化精神，這種層層深入的本土文化結構，在今天幾乎已被普通話方式削平到隻有本土的人和事一個表層了。
李怡：所以，提出“巴蜀學派”的問題不是一時的權益之計，它具有更大的文化建設的價值。我以為，充分發揮巴蜀精神中獨特的價值，有利於消解以政治為中心的單一文化模式。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多是圍繞政治功能為中心展開的，一些政治中心城市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文化的核心區域，核心區域當然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但與此同時，卻也對其他區域的文化發展形成了某種壓抑和限製。一個全麵的可持續性發展的民族文化應該是多種單元的聚合，是不同的文化共同作用、相互砥礪的結果，在西方成熟文明的發展中，我們看到的就是這樣。今天的美國文化不是華盛頓地區文化為核心的文化，英國文化也不是以倫敦為中心的文化，它們都是一個民族內部不同區域不同形態的多元文化共生的結果。未來中國文化也應當是共生共榮的，而不再是一兩個中心的“獨樹一幟”。隻有不同區域的知識分子充分體驗了、來自他“本土”的獨特生命感受，他的表達才是有生命力的。本土化即生命感受的真實化。
毛迅：也就是說，我們強調的本土化就是從本土開始走向更多本土之間的互相交流，而不是以另一種文化模式來取代原有的文化模式。就中國文化而言，並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抽象的、國家意義上的唯一本土性存在，隻有多種和諧共存的本土文化共同構成的中國文化形象。
李怡：因此，呼喚巴蜀學派不是為了巴蜀學派自身，而是為了整個中國文化建設。今天我們提出這一問題應該說是恰逢其時。
毛迅：經過多年來對於全球化以及文化多樣性（文化的複數而非單數）的不斷深入思考和研討，文化圈、學術界追求文化獨特性的本土意識正在覺醒，盡管八十年代就有人在論及相關問題（如新儒學），但當時對文化多元的思考遠沒有今天深入（談的多是抽象的國家本土，而非具體的地域本土），許多重要的問題還來不及思考，更不用說進入到多元文化實踐的層麵。比較而言，當下國內多元學術生態的生存條件已經基本形成。當然，巴蜀學派的內涵是需要界定的。
李怡：是的，倡導當代批評中的巴蜀學派當然不僅僅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它首先意味著我們可以深入發掘一係列重要的地域人文資源，而這些資源在一般意義上的大中華視野中，常常處於被忽視被淹沒的狀態。相反，獨特的巴蜀文化的視野則對發生在巴蜀區域的中國文化現象形成新的觀察角度。例如郭沫若、巴金文化精神狀態，在大中華的文化視野中不可能完全呈現出來，一旦結合巴蜀文化，我們就可能有多重認識和把握，如郭沫若的狂放，巴金的真率等等。有一些文學現象不借助巴蜀視野則可能被完全忽略，如近代作家葉伯和的新詩創作幾乎與胡適同時，他曾經留學日本，回國後組織了四川第一文學社團——草堂文學社，創辦了文學雜誌《草堂》，因為後來難以為繼，終於逐漸喪失了影響。如果將葉伯和及其文學社的命運放在巴蜀文化的意義上加以考察，那麼可謂是意味無窮：為什麼一個最早創作白話詩的人卻長期被人忽略？這裏難道不是“中心”文化形態對於其他區域的擠壓嗎？同樣，為什麼同樣的新文學雜誌，在四川地區的發展就如此的艱難，這裏也存在一個必須由區域文化來加以檢討的東西。
毛迅：李劼人的邊緣化也是一種資源浪費。盡管學界在理論上也不否認李劫人的文化意義，但對他的專門性研究卻長期處於低迷狀態。是對象本身缺少研究價值，還是學界沒有找到發現對象價值的有效視角？在我看來，由於李劼人的小說書寫具有可能比巴金、郭沫若、沙汀、艾蕪等更多的本土性，因此，隻有對其進行地域文化闡釋，才會發現其存在的真正意義，“巴蜀學派”的倡導有助於我們對這一資源的有效利用。放大了說，對巴蜀文化遺產的發掘可以形成一種具有更大意義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又最終可以為整個中國文化所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