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此外，我們對於“巴蜀學派”的呼喚也包含著對於巴蜀文化精神的一種激活或者說發掘。我們相信，巴蜀區域個性與文化精神中具有的若幹積極因素，對於當代中國的精神建設是有啟示意義的。例如巴蜀地區所表現出來的對現實生存的關懷，這裏並不喜歡空談理論。巴蜀學派似乎也應該倡導一種對現實生存的深入把握。其實，傳統意義上的“蜀學”本來就具有這個特點，例如宋代蜀學就強調入性的自然，而與嚴格遵從儒學教條的洛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此演繹出了學術史上著名的“洛蜀之爭”。
毛迅：在現實關懷的視野中去推進學術、推進文化有可能避免畫地為牢似的學術把玩和自我封存。這種視野偏重的是各種理論活動的“此在性”，不是單純從學科的立場來抽象地理解專業性的價值。巴蜀學派思考的問題希望是能夠最終關涉到更多人的“此在”的問題，雖從專業的路徑切入，經過學理的思考，最後通向的是大家共同關心的“此在”。因此，我們不主張單純形而上的理論思辯遊戲，而是力圖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上來學理地關注日常的生活以及這種生活的質地本身。
李怡：說到日常生活，過去人們常常以為成都人過度休閑，閑散無事，不思進取，這種判斷帶有明顯的否定色彩。作為重慶人，我也曾持這樣的看法。後來有機會到歐洲考察，發現歐洲人對生活的態度也是如此地“休閑”，他們並不像我們設想的那樣，整天為功名利祿而忙碌，為所謂神聖的學術理論活動而清心寡欲，他們是那樣地陶醉於日常的生活之中，然而你又不能說歐洲的文化沒有創造力。這樣的人生態度值得我們加以仔細的檢點和思考。它啟發我重新回頭來觀察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毛迅：元代費著在其《歲華紀麗譜》中說：“成都遊賞之盛……而俗好娛樂”，非常準確地捕捉住了這座城市的城市個性特征之一，也捕捉住了巴蜀文化的性格之一。其實，巴蜀文化中的“遊賞”並不絕對指向好逸惡勞和遊手好閑。
李怡：川人恰好以勤勞吃苦著稱。成都民營企業家劉永好一次在回答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記者提問時解釋說，成都人成天泡茶館並不見得是好逸惡勞，不思進取，而是在相對放鬆的環境中獲取信息資源，交流思想，推進事業的發展。
毛迅：以今天的眼光看，“遊賞”裏麵包含了一種尊崇生命的樂觀姿態和積極的人生觀，體現出的正是一種人本主義的立場。從這一意義上來理解巴蜀文化存在的理由及合理性，無疑給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人提供了另一種選擇的可能性和不一樣的生活態度。作為對辛勤勞作的一種平衡，“遊賞”精神一方麵提升了川人對日常生活的滿意度和幸福感，這種生存與勞作相協調的理念，使巴蜀文化具有了樂天、幽默的屬性。另一方麵，其知足常樂的心態也自動解構了貪得無厭的欲望原則，對社會無節製發展的思維定勢有了一種警醒的作用。如果人類一味把發展設定為終極目標，必然導向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而“遊賞文化”是求取既有條件下的生存質量，以適度的資源支持相對閑適的生活，這就與當下歐洲的“green life”（綠色的簡約的生活）的理想不謀而合。顯然，傳統的巴蜀文化思維其意義不言而喻。
李怡：這種關注“此在”、熱愛生活的務實立場，使得成都的文化圈可以非常自然地跳出純學術的狹小視野，自覺主動地融入生活的“現場”。據我所知，在今天的城市規劃與文化發展中，成都文化人也發揮著很積極的作用，他們的學術眼光幫助提高了城市發展的質量，充滿了文化的創造性。
毛迅：沒有成都學界麵對當下的“不務正業”（李插話：在“學究”看來），也就不會有易中天所謂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成都方式”。
李怡：如此看來，巴蜀文化思維不僅沒消失，還在發揚光大。毛迅：做活學問，不做死學問，這是巴蜀文化思維的一種學術智慧。
李怡：而“智慧”又是巴蜀文化精神中的另一個關鍵詞，也是巴蜀學派倡導的立場之一。
毛迅：正是。巴蜀文化思維在與天與地與人的交往中，講的是四兩撥千斤，尚巧力而非蠻勁。三星堆商周時期的高超的玉器、青銅工藝，巧奪天工的李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諸葛亮的治蜀之道，一代接一代的層出不窮的文化大師和領袖人物等，都是巴蜀文化崇尚智慧的重要標誌，“尚智”的確可以說是巴蜀地域形象的“MI”（mental identity理念身份）。
李怡：盡管整個中華民族一直以勤勞智慧為本，而巴蜀文化的智慧傳統有它自己的心得和標尺，如講求悟性、靈性、機敏、活泛、靈動、詭譎等等。
毛迅：表現在學術上則是對想象力、創造力、洞察力等的崇尚，偏好靈光閃現、靈機一動、充滿思想火花、富於原創性的理論活動，不喜歡按部就班、中規中矩、持重沉緩、老態龍鍾的風格，即使在文體上也自然天成，不拘一格，不守成規。
李怡：鄙視複製和重複，鄙視單純量的堆積，隨心所欲之間透露出一種自由自在的通達。
毛迅：而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特立獨行、張揚個性等因素又構成了巴蜀文化精神中的另一個亮點：獨立人格。巴蜀自來有天高皇帝遠的民風，地域的某種封閉導致了這裏的文化能夠相對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誌來生長，人們喜歡獨辟蹊徑，獨立思考，自得其樂。我行我素的文化心態建構出了散淡、自由、獨立的文化形象，這一形象不習慣隨主流話語而動，郭沫若的叛逆、巴金的執拗、李劼人艾蕪的獨往獨來等，標明巴蜀文化盛產富有個性的人格氣質，四川人獨立理解和表達世界的欲望很強。
李怡：這種獨立性還會支持巴蜀文化非功利性的取向，想自己願意之所想，做自己願意之所做，反倒容易出現非常有獨特價值的成果。
毛迅：沿著這樣的理路，我們自然又想到了巴蜀文化的超越性。
李怡：巴蜀文化的確體現出一種對世俗的超越精神，對現實生存的超越精神，如艾蕪的《南行記》。這種“南行”的姿態是對異域的渴望和對生存現實的不滿。
毛迅：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和幾位同仁曾撰文提出一種觀點，認為川人容易偏安一隅，充滿了“盆地意識”，現在看來，隻說到了事情的一個方麵。實際上，盆地四周連綿不斷的極高山（借用地理學的一個名詞）雖然會養成一些人坎井之蛙的視野，同時也會喚醒一些人想要翻過高山出去看世界的欲望。
李怡：何其芳的散文中寫過的一個細節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問祖父：山的後麵是什麼？祖父回答說山後麵還是山，他又問山後麵的山後麵呢？祖父回答還是山。這裏的追問其實是人對於未來的一種向往。大山包圍了人，但包圍也會誘使人去突圍，去出走。
毛迅：“盆地”隻是一個能指，關鍵看你需要什麼樣的所指：自閉，還是超越。蜀道雖難，卻詩性十足。回首四川的文化遺產，有兩樣東西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詩，二是酒。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形成的巴蜀文化具有強烈的超越性，浪漫，向上，想象，想飛的感覺，體現出一種酒神精神。封閉性刺激了超越，其文化胸襟反而變得特別開闊。
李怡：超越的眼光使得巴蜀文化思維具有了一種難得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一般認為，傳統的“蜀學”並沒有固定的特征，它包括易學、道家與佛學，更不排斥民間文化。包羅萬象，就是巴蜀文化精神的體現。根據今天人們對成都郊區重要考古發現的深入研究，像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都十分豐富，有巴蜀地區獨特的文化器物，也有中原文明的痕跡，有漢文化的影響，也有少數民族的特性，這說明巴蜀地區的一種值得注意的包容性，我以為，這樣的包容性對中國文化的當代發展是有啟示意義的。
毛迅：巴蜀文化本質上是一種移民文化。曆史上類似“湖廣填四川”之類的大移民，導致了整個巴蜀文化心態的變化，決定了巴蜀文化開放的態度：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和諧共生，最後成為本土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今年，世界客家人省親大會在成都召開，充分顯示了巴蜀文化的包容性。幾十萬計的客家人，在成都生活了幾百年，他們既保持了純粹的客家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同時又自然融入巴蜀文化。既說客家語，又講四川話，沒有半點外人之感。除了移民外，巴蜀文化的包容性也有少數民族的貢獻，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帶來了巴蜀文化的多樣性。
李怡：可能也與四川的獨特而豐富的地形特征有關，有平原、有高原、有草原、有大江大河，有高山峻嶺。多樣的地貌帶來人們對世界多樣化的認識，以及對不同生存方式的接受和寬容。
毛迅：巴蜀文化的寬容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寬容性甚至滲透到了餐飲文化的層麵：各種外來菜式在成都的大行其道，共榮共生，說明巴蜀文化是一種兼容性很高的文化形態，而當今中國多元文化的建構亟須這樣的兼容性。
李怡：形成於封閉的地域環境中的巴蜀文化卻不是自我封閉的，而是朝向世界的，這樣的文化傳統的確讓人玩味不已。
毛迅：歸結起來看，注重發掘地域人文資源，關注“此在”熱愛生命的務實立場，智慧，獨立人格，非功利性，超越性，包容性和開放性，等等，構成了巴蜀學派的價值構架主體。但對巴蜀文化的合理性的發掘和認同並不等於巴蜀文化的自戀和自我陶醉，對巴蜀學派的倡導也不排斥對巴蜀文化中負麵因素的反思和批判，這當然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李怡：“巴蜀學派”內涵外延的挖掘以及操作實踐的實施，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學派概念的提出隻是第一步，今後我們還將推出係列相關討論與讀者見麵，同時也希望更多的同人加入到多元文化的建構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