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天府”的固戀和矜誇也表現在了現代四川作家那裏。出蜀北上的郭沫若、林如稷、陽翰笙、陳煒謨、何其芳、方敬等人都感歎過北地的荒涼和衰落，同時不斷湧起陣陣的鄉情，他們都以天府的景物模式和生活模式去衡量外省。何其芳將北方稱為“沙漠地方”，陽翰笙對北京的名勝香山不感興趣，他說：“看過樂山大佛，來看這小小的臥佛，隻覺得他又小又不合比例，表情也呆板；看過新都寶光寺的五百羅漢，再看這裏的塑像，便不願多停步。”在郭沫若看起來，北方和江南的建築都近似於“墳墓”，甚至“這江南地方的城牆也沒有壯美的觀感。四川的城牆大抵是用紅石砌成的，決不像這江南地方的一些灰色磚塊的頹垣。”相反，一談到故鄉的風物，郭沫若就滔滔不絕，他細說嘉州城的風光和文化，引征山東人王漁洋的評價：“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最後，又不無自得地提醒我們：“這可不是四川的嘉定人對於他的故鄉的阿好語了。”
如果過分偏執於“天府”的目光和眼界，自足到自大，那就是可笑的盲目了。通常都把川人的自負和矜誇稱為“盆地意識”，其實，對這些川人來說，足以讓他們躊躇滿誌的倒不是盆地而是天府，盆地意識的實質是天府意識！
當然，在曆史發展的某些特殊時刻，天府中人的自得也還有它一定的價值，比如在抗戰時期，為了強化抗戰到底的信心，從政府當局到普通民眾都曾竭力尋找、想象著“天府文明”的偉大，這類活動貫穿在了地理學、曆史學、考古學、社會學等等諸多的領域。
有人提醒我們：“四川為一完美之盆地”，“冬季寒風不易侵入，故水綠天青，氣候特為和暖”。“因岩質疏鬆、土壤甚厚，山坡皆開為梯田，甚為沃美。”這是地理學的考察結果；又有人舊事重提，“史稱：‘秦惠王西並巴蜀之地，立為蜀邵，秦益富強，東向而定中原。’這第一個世界大帝國的完成，即得四川之助力。”這是曆史學的檢閱。更有“入蜀”的考古學家，致研於川西平原的出土文物，首倡“巴蜀文化獨立發展說”，考古學上的“巴蜀文化”一詞由此誕生。
現代四川作家和入蜀的外省作家都曾受惠於天府的滋益，對於天府文明他們不能不是深有感情以至於自豪矜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