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地”和“天府”概括了巴蜀文化的兩個側麵，盆地文明造成了封閉和內亂，天府文明又帶來了富饒和美麗，前者讓有誌之士出蜀而去，後者令有情之人倍生自豪。那麼，這兩個矛盾著的側麵有著怎樣的關係？是哪一個方麵的文明特征給巴蜀社會和巴蜀人的影響更大呢？
所謂文明特征，其實還是根植於人們的感受。任何時代的任何文明如果沒有進入人的感受世界，那就無所謂“特征”。同樣，我們今天對古老的巴蜀文明特征的感受肯定也與揚雄、常璩、楊慎的時代大不相同了。我們平行地概括了巴蜀文化在各個側麵的特征，但並不等於說這各個側麵都以同等的分量進入到了曆代巴蜀人（包括巴蜀文人）的感受當中。據我觀察，直到近代以前，天府文明的形象都被人們有意無意地放大了，而盆地文明的陰霾卻被或多或少地遮掩著。李白以一首《蜀道難》極寫川北山道之險，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也寫過“蜀道易”：“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川東水路的輕捷同樣成了千古絕唱。古老的重慶城居地偏僻，但在詩人趙熙眼中也是“萬家燈火氣如虹，”三峽地區是荒涼的，而楊慎卻以生活的情趣推想之：“最高峰頂有人家，冬種蔓青春采茶。”在去國辭家、遊走天下的時候，巴蜀文人更願意向他人誇耀“天府”的繁盛和富饒，揚雄的《蜀都賦》、陳子昂的《上蜀川軍事》、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都一再說明了這一點。
這是為什麼呢？
我認為，“盆地”特征的格外突出以致占據了人們主要的生活感受，那必定是這樣一種情況，即整個社會的發展較為迅速，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交流十分廣泛而必不可少。隻有在這個時候，盆地對人的阻礙作用才會頻繁地顯現出來。但直到近代以前，中國封建文明的步伐都是極其緩慢的，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交流雖然存在，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無疑大大減小了這種交流的必需性。“天府之國”的自足性似乎尤其突出，除海貨外，四川的確幾乎就是無所不有，物產的差別僅在本省或州縣內就可以調劑彌補，它很難對外省有生存上的依賴。
但是，自鴉片戰爭以降，巴蜀“天府”的光輝開始黯淡，“盆地”的陰霾日漸顯現了。因為，曆史從此以後反複向人證明，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傳統社會必須自我調整，必須走工業化的新路。而工業文明的真正代表不是我們久已熟悉的中原文化或江南文化，而是更其遙遠的大洋彼岸的西方文化。巴蜀地區的工業化進程是無法“自給”的，更不可能經由過去有限的信息交流來接受大洋彼岸的陌生文化了，經濟與文化都需要重新“輸入”。農業時代的“天府”從整體上講正在逐漸減少魅力，而“盆地”卻因為嚴重阻礙了現代文化的進入而顯得有些觸目驚心了！
風從海上來。無論是從巴蜀盆地的東緣還是南緣測算，它離海的直線距離都在1500公裏至2000公裏以上，哪怕是最強勁的海洋颶風也無法送達到盆地的邊緣，這似乎正是巴蜀文明與西方文化關係的一種象征。在中國近現代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沿海地區得風氣之先，而離海甚遠的巴蜀被遠遠地拋到了後麵。站在近現代文明發展的龍頭返顧巴蜀，這也就是站在世界文明恢宏版圖中審視一個偏遠的角落，此時巴蜀地理位置又發生了改變，它不僅僅是一處交通不便的盆地，它與先進地區的距離也不僅僅是一座秦嶺，一座大巴山，一扇夔門，而是1500至2000公裏的距離再加上整個太平洋！換句話說，巴蜀，這是一個離現代文明遠而又遠，偏而又偏的內陸腹地，在中國走向世界的時候，巴蜀文化是典型的內陸腹地文明。
地理位置的調換實際上是對生態景觀的一種敞露。內陸腹地的事實不僅大大地突出了“盆地”的封閉性，而且還將“盆地”生存的黑暗、腐朽都清清楚楚地暴露了出來。在工業化、法製化、教育普及化的西方文明比照之下，巴蜀社會似乎到處都散發出中世紀的腐臭氣。它最顯著的特點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