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軍閥防區與軍閥混戰
軍閥混戰是中國近現代社會的一大特點，更是盆地文明的“蜀亂”傳統。近現代的四川軍閥卻創了曆史割據密度之最，戰亂頻繁之最，相反，他們卻似乎無意去逐鹿中原，與西方列強也關係淺淡，這也是一種“內陸腹地”特征吧。
1918年“防區製”形成，全川被劃給各路軍閥部隊駐防，“舉凡官吏之任用，製度之廢置，行政之設施，賦稅之征收，皆以部隊長官發布命令行之，無論省府或中央政府之法令，不得此部隊長官許可，皆不得有效通行區內。”一個防區就是一個王國，部隊長官就是至高無上的“土皇帝”，防區製讓四川軍閥公開搶奪地方利益。防區以內，他們瘋狂加征苛捐雜稅，預征田賦達到幾十年之後；防區之間，為捍衛各自利益而大打出手。這都給現代四川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軍閥混戰成了現代四川文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2）流民四溢、袍哥遍地
四川，尤其是廣大農村在清末就因人口過剩、耕地有限而出現了大量流民，民國以後的軍閥統治再一次把農民從他們的土地上驅趕了出來。這越來越多的流民像潮水一樣湧向外鄉與城市，本來就毫無法律約束的社會秩序顯得更加混亂。流民也好，居民也罷，為了在這亂世盡可能的保護自己，便組成了以武力為後盾的民間團體——哥老會（亦即袍哥），四川袍哥人數之多，分布之廣，勢力之大，是外省所不能比的。與一般的土匪不同，四川袍哥的最大特點是它與世俗社會融為一體，力量滲透到了包括官、兵、紳、商在內的各種“體麵”階層，甚至知識分子。在更多的時候，它是以公開半公開的方式直接參與社會事務而無需嘯聚老林。求取袍哥組織的接納和保護與投靠某個軍閥同樣重要，甚至也更實在，這就形成了四川所特有的濃厚的“袍哥文化”基礎。四川現代作家大多數都在這樣的“文化”中浸潤過，吳虞的舅舅劉藜然，沙汀的舅舅鄭慕周、嶽父李豐庭都是袍哥的龍頭大爺，在他們人生的艱難歲月中，都曾得到袍哥的庇護。康白情年僅9歲就操了袍哥，後來還成了“吉”字義安公社社長。陽翰笙說，接觸袍哥是自己“人生啟蒙時所讀的幾本大書”之一。
（3）鴉片世界
近現代的四川成為鴉片的世界，這是軍閥部隊通過強迫農民棄糧種煙而一手炮製的，一時間，“阿芙蓉與野草閑花相爭豔”，“全省各縣各鄉，每個角落，即使沒有旅棧，沒有飯店的地方，也有煙館，距重慶約三英裏的一個小村，居民僅百二十五家，而煙館已設立二十二所。”巴金的“第二個先生”轎夫老周就是一個煙鬼，何其芳的一位私塾先生曾因煙癮發作而昏倒在講堂上，艾蕪的堂曾祖家，“除小孩子外，大人多半吸鴉片煙。堂曾祖母就是一個大癮客，無論到哪裏做客，都要把吸鴉片煙的全盤用具帶去。”詩人康白情父子曾販賣煙土，據說郭沫若的父親也曾經營此行當，耳濡目染，郭沫若對吸食鴉片的技術也熟稔起來。現代四川作家就生活在鴉片的煙籠霧繞之中。
（4）繁榮的鄉鎮文化
當中國沿海地區逐漸接受著現代工業文明的侵襲，當上海這樣的東方之都開始醞釀和發展著中國式的都市文化，遠在東亞大陸縱深地帶的四川卻全然是一片中世紀的田園和鄉鎮。鄉鎮是鄉村與鄉村之間進行小規模商業活動的場所。直到抗戰，省外工業內遷以前，四川的現代工業水平都是很低的，商品交易的規模也不大，這都大大限製了四川鄉鎮向著都市演化的趨勢。四川是鄉鎮的汪洋大海。每逢場期，人們便從四麵八方趕來，買賣米糧、牲畜及其他生活用品，同時交流感情，增廣見聞，尋醫問病，排解糾紛。為城市人所熟悉的官府、法律秩序在這裏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長江上遊傳統的鄉村可以說是一個閉塞的共同體，是國家政權與士紳的二元結構。國家的直接權力隻限於這個雙層的社會政治結構的上層。”鄉鎮又成了紳糧、保長、團總、鄉約們施展權力的中心，而當這些鄉鎮勢力與軍閥或袍哥勾結在一起，其力量就更加了不得了，一個小小的縣城或鄉場幾乎也就是他們的天下。這就是四川最有影響的鄉鎮，它有的是狹窄、潮濕的石板街道，卻沒有通衢寬大的柏油馬路；有的是生豬、泡菜、海椒、麻辣小吃，卻沒有咖啡、鳥籠和別墅；在井鹽、砂金、煤炭的產地，有的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卻沒有現代運輸、機器和煙囪；有的是茶館、酒店、賭場、煙館，卻很少舞場、劇院和書店。成都是四川最大的曆史文化名城，卻照樣充滿了鄉鎮風味。在本世紀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成都城內還有多處菜園，一片田園風光，相反，“閱報者不及百分之一”，“識字者不及十分之六。”所有的這些政治、經濟、民俗風貌都構成了巴蜀鄉鎮文化的獨特內涵，許多四川現代作家都是在這種文化的搖籃裏長大的。郭沫若之於樂山縣沙灣鎮，康白情之於安嶽縣來鳳場，艾蕪之於新繁縣清流鄉，沙汀之於安縣城關安昌鎮，羅淑之於簡陽縣海井鄉，周文之於榮經縣城關鎮，陽翰笙之於高縣羅場，邵子南之於資陽縣涼風鄉，陳煒謨之於滬縣雲錦場，沈起予之於巴縣一品場……在以後的敘述中，我們將感受到這種鄉鎮文化對於四川作家的發展、成熟、定型乃至局限有著多麼重要的意義，同時，也給了那些人川的外省作家一些前所未有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