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的停滯和生活模式的韁化都植根於個人理想的渾濁。渾濁便是個人缺乏明確的人生目標，渾渾噩噩，除了順應既定的秩序和習慣，再沒有多少個人創造的執著。在官場我們看到了龔春官，他總是“毫無成見”地簽字蓋章，為每一樁議案舉手，“他那全部性格的特征，似乎就是安詳和無所謂”。在知識界我們看到了劉述之、孟瑜等人，前者雖“裝了一肚子救亡歌曲”卻終於懂得了順應時尚、囤積小麥的意義。後者是這樣來寬慰自己：“未必我們就不活了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在保路同誌會的成立大會上，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群眾：“……一到散會，還沒離開場，卻啥子事都沒有了，擺龍門陣的，說空話的，這裏也在嘻嘻哈哈，那裏也在嘻嘻哈哈。”在貧困的山村裏，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農民：“生活的環境老早就替他築下一道堅牢的圍牆，想來想去怎麼也繞不開它這圈子，有時在無意中，他內在的目光偶然也會瞅到一絲罅隙，一點漏洞，然而一瞥即逝，他始終離不開擺在他當前的一切。”在受了擠兌、欺壓的人群中，我們又看到了丁跛公、馮巡官。丁跛公的發財夢被團總周三扯皮粉碎之後，又被土匪打傷了腳，“但在半年以後，他可又自己在半邊茶鋪裏找著人開玩笑了，而且比那些流氓還要粗野。”馮巡官“接受了老頭子那個古老的忠告，從此少管閑事，安安分分做個巡官。”理想的渾濁使人喪失了人生的目標，喪失了對價值的關懷和追求，最終也就被卷入了生活的渦流之中，盤旋沉浮，在沒有意義中偷生，又在沒有意義中消失，這或許就是個人理想追求的“洄水沱”吧。這情形也正如批評家李健吾讀羅淑小說後得到的感受：“活在裏麵是些窮苦的強壯的可憐人物，默默為生活掙紮，不平的念頭時時在他們肺癆的胸脯湧起，隨即平息了，也許更要吃苦地默默為生活掙紮。他們給我真實之感。這些四川佬，時代的激流還沒有尾隨洋貨一同被他們享受，好像畜牲，忠實而又誠實，圍著富貴的人生兜圈圈，後蹄子伸了起來，一鞭子下去又縮了回去。”
“洄水沱”意象的巴蜀特征
社會文化的停滯，生活模式的單調，以及個人理想的渾濁，這都是現代的“文學四川”的生存特征，它們共同構成了代表現代四川生態的“洄水沱”意象群。僅僅從這幾方麵來看，似乎又屬於近現代中國的總體特征，在中國其他的區域文學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浙江作家魯迅的魯鎮、未莊，許欽文的鬆村，許傑的楓溪村，湖南作家彭家煌的溪鎮，東北作家蕭紅的呼蘭河農村，都是一個個停滯不前的社會。華老拴們的生活是單調乏味的（魯迅《藥》），石工代複一代地陷入咯血身亡的命運（許欽文《石宕》），奴隸當上主人以後再繼續著主子的淫威（許欽文《鼻涕阿二》），生活內容都沒有本質性的變化。魯迅筆下以精神勝利法自慰的阿Q（《阿Q正傳》），彭家煌筆下懦弱、隨遇而安的豬三哈（《陳四爹的牛》），許傑筆下整日混跡於賭場的吉順（《賭徒吉順》）都屬於那種人生理想渾濁的典型。可以說，在經過現代文明薰陶的作家眼中，尚未產生自覺的現代化追求的中國社會從整體上看就是一個洄水沱，而生活在其中的得過且過的中國人（尤其是那些鄉土社會中的中國人）無一不是沉浮於洄水沱之中，隨波起落，了無著落。如此說來，四川現代作家所概括的洄水沱意象之於巴蜀文化還有什麼獨特的聯係呢？或者說，最能代表巴蜀生態的洄水沱現象有自己什麼樣的特點呢？
我認為，從與巴蜀文化的聯係中來看，現代四川作家所概括的“洄水沱”意象又具有以下兩個重要的特征。
首先，社會生活中的“洄水沱”現象在四川社會中更具有普遍性，“洄水沱”意象也更頻繁地出現在現代四川的文學作品中。
盡管我們說“洄水沱”概括出了近現代中國生存的一個重要特征，但這一特征並不是均勻分布在所有的區域當中。綜合社會文化、生活模式和個人理想這三項“指標”，我們就會看到，在浙江、山東、東北等地的作家筆下，或多或少地都浮起過幾片工業文明的煙霧，響起過外來文化強製入侵的聲音，除了停滯、渾濁，這片藝術的“鄉土世界”上還湧現了一批覺醒的社會革命者（如茅盾筆下的阿多，葉紫的王伯伯，洪靈菲的雞卵叔，蕭軍的陳柱司令、鐵鷹隊長、井泉龍、林青，蕭紅的李青山等），一批思索人生的知識分子（如魯迅的狂人、魏連殳、呂緯甫，許傑的李未青，葉紹鈞的倪煥之，王統照的堅石、身木等等）。現代社會的變遷和動蕩也成了藝術所不能回避的景象，我們讀到了工業文明時代老通寶觀念的落伍（茅盾《春蠶》），讀到了農村經濟的破產（王統照《山雨》、王魯彥《橋上》、《李媽》等等），讀到了在戰亂中農民鄉土意識麵臨的衝擊（如蕭軍、蕭紅、李輝英等東北作家的作品）等等。
同中國沿海地區相比，同東北相比，甚至同湘皖等省相比，深居大陸骨架深處的四川所經受的外來衝擊（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或是軍事的思想的）都最小，當沿海某些地區的自然經濟在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侵略下支離破碎的時候，入侵中國的現代工商業卻基本上被擋在了夔門以外，倒是相對適宜的自然條件孕育著豐厚的出產。於是，在現代四川，農業文明的社會環境、生活模式及人生理想都得到了相當完整的保留，中世紀農村的生存景觀在這裏隨處可見。直到抗戰中國工業西遷以前，四川簡直就談不到什麼現代意義的工業和商業活動，繁繁榮榮的是廣大農村的自然經濟，是鄉場集鎮的土特產貿易。人們常說北京是“都市裏的鄉村”，其實這鄉村畢竟還包裹著大都市的外殼，而成都和重慶則根本就是山區與山區之間、村落與村落之間的鄉場，是山貨土產的集散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孟子的這番描述對浙江老通寶來說可能已經是一個消逝了的美夢（茅盾《春蠶》），但對馮大生（沙汀《還鄉記》）、趙長生（艾蕪《豐饒的原野》）卻正是眼前活生生的事實，隻是它已毫無美感可言了！
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現代作家必然會痛感於故鄉的壓抑和停滯，當他們力圖在“回憶”中掀開這心靈的重壓之時，洄水沱的種種意象便創造了出來。四川作家已經清醒地認識到，故鄉的停滯落後就根源於這區域的封閉與經濟的自足，自足讓他們的鄉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讓我們再來讀一段沙汀對川西北某鎮的描述，透過這些諷刺性的語言，我們不難感到他對“洄水沱”現象的區域根源有多麼深刻的把握：
我們這裏的人很少見過大市麵的。到過省城的人不上一打，某人到州裏去一趟便要算是大事件了。並且還沒有動身就有人四處哄傳。但是許多新發明的事物也曾經出現過。黃老太爺做六十大生時，曾經從州裏租來架瓦斯燈，在大門口整整照了三夜。不但全市的住戶都跑去看，就連鄉下人也都帶了火把，從很遠的地方走來。燈還沒有點燃，他們就在門口呆等著了，待得管燈的人打好氣，揭開玻璃外罩，用火柴把燈泡燃紅，便齊聲歡呼道：“亮了——亮了！”還有人故意滑稽，翹了煙竿去叭，或者長久直視著燈光來誇耀自己的目力。
這些“小國寡民”時代的鄉親，生來就被嵌死在這一塊狹小的土地上了，雖然他們也不乏對新事物的興趣。但可憐的是，這點新事物也不過是先進文明地區幾經篩漏才滴落下來的一星點“光亮”。川西北的重重大山，還有四川盆地周圍的更高更大的山脈，就這樣成了四川人的層層壁壘，外麵的世界是什麼，外麵的世界有什麼，他們無緣知道！
“洄水沱”意象在文學的四川普遍存在，頻頻出現。相應地，這裏缺乏那些閃爍在浙江、山東、東北等地域的代表著發展與變遷的意象。
農村經濟的崩潰導致農民進城以及城市工人的生活狀態，這些出現在外省作家特別是沿海作家筆下的象征著現代變動的景象幾乎就沒有出現在“文學的四川”。這當然不是作家們的疏忽，而是現代四川的生態環境沒有給他們提供感受的基礎。周文《一天幾頓》寫失業者的困頓，像這樣的城市市民生活景象在四川實屬鳳毛麟角，而且顯而易見，那座城市絕不在四川，周文最成功的創作是他對川康邊地“黑化”景象的描寫，就像沙汀對川西北鄉鎮的再現，艾蕪對泯沱流域的觀照，李劼人對成都和川西平原的寫真，羅淑、王餘杞對沱江上遊的攝取，劉盛亞對重慶和川峽地區的刻畫一樣。無論是川康邊地、川西北山區，泯沱流域還是川西平原，沱江上遊與川峽地區，也無論是小鄉鎮還是成都、重慶，我們在這文學的四川裏所耳聞目睹的都不是大機器生產的轟鳴、喧囂，不是現代商業貿易的風起雲湧，不是城市居民在都市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而是近於原始的手工作業，（汲鹽、挖煤、淘金），是清一色的莊稼漢、土財主，是肩挑背扛的山貨貿易。就是活躍在大都會中的人們如赫達三也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而是封建時代典型的半官半紳式的人物。赫老爺在官府有閑職，在新繁縣境內的斑竹園又有田有地有佃戶（李劼人《大波》）。他的同僚如葛寰中、黃瀾生，他的後輩如赫又三、楚用又何曾生活在現代都會的生存氛圍之中呢，其迎來送往之禮，交朋結友之道，遊逛玩耍之態分明處處都充滿了封建士大夫，封建大少爺的情調。這類封建時代的生活方式、人生態度在四川仿佛是天經地義、未難改變的。當蕭軍、蕭紅筆下的愚昧的東北父老也在抗日義勇軍的感召下揭竿而起時，沙汀、周文筆下的大後方人們卻還在大耍著封建官場手腕，為爭奪一個小縣城的小小的防空主任而煞費苦心，為救亡組織中的人事安排而勾心鬥角。周文筆下的青年張振華一針見血：“今天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極端複雜的社會，特別是我們這後方，你看，抗戰以來，我們這後方有什麼變動沒有？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