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和從自發走向自覺的工農革命者是中國現代文學中用力最勤，塑造得也最為生機勃勃的兩類人物形象。說他們是生機勃勃的，倒不是指這些人物一定都個性鮮明，豐滿生動，而是說從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上講，正是這兩類人的崛起才給中國社會注入了新的生機，才推動著我們古老的文明艱難地向著現代化的方向前進。他們是新的生命的象征，是曆史未來的主人，是中國20世紀的創造者。有趣的是，現代四川作家筆下的這兩類人物卻有著與其他區域文學不大一樣的麵貌。
最激進最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知識分子似乎都不曾活躍在“文學的四川”之中。巴金早期創作中那些英勇、果敢、決絕的青年群象（杜大心、李靜淑、李冷、陳真、李佩珠等）都生活在熱氣騰騰的大都會上海，他們顯然與巴蜀無幹。成都的高公館裏誕生了具有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叛逆者覺慧，但巴蜀卻不是他的容身與發展之地，他的天地在外麵的世界，所以終於出夔門而去，把一個軟弱多慮的覺新，一個以獲得愛情為最大滿足的覺民留給了故鄉。抗戰將汪文宣從上海趕回到重慶，但汪文宣卻又是那麼的懦弱，他和成都流落街頭的楊夢癡（《憩園》）雖各自屬於新舊兩個時代，但卻共同襲取了士大夫式的感傷和無力，他們都不是直麵巴蜀現實，執著自身思想力量的現代知識分子。當浙江作家魯迅、茅盾，江蘇作家葉聖陶在江南大地上著力發掘知識分子的熱誠和意誌，當山東作家王統照追蹤著濟南學生的覺悟與成熟之路，當安徽作家蔣光慈將倔強的生命力賦予他筆下的青年英雄時，那些生活在“文學四川”裏的知識分子總是不可避免地顯出了過多的孱弱、軟綿和萎瑣。我注意到，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回川”已經被許多四川作家當作了磨蝕知識分子理想甚至吞噬其生命的畏途！滿懷教育改革理想的汪文宣、曾樹生消逝在了霧重慶的寒夜之中，洄水沱吞沒了本來“十分頑強”的蘇幼旃，又把一個宋七老爺改造得油光水滑，東洋學子學八公“滿臉淨是煙容”，“癮一發，便又回複到孤陋寡聞，把典故忘得個一幹二淨。”
四川當然還有尤鐵民，這位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知識分子。但李劼人眼中的尤鐵民又有怎般模樣呢？無疑，這本來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革命家，然而，在李劼人的眼中，或者說經由李劼人的傳達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卻是一個頗有幾分虛張聲勢的人物。他在赫家的魚翅宴上侃侃而談，大講“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之類的豪言壯語，但猛然間卻為赫家小姐香芸所吸引了，於是當即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彎，宣傳起“英雄配美人”的道理來！一位先知先覺者吒叱風雲的非凡氣慨就這樣被一股庸俗氣瓦解了。李劼人幽默的觀照來自於他對巴蜀知識分子的深刻認識。
順著連尤鐵民都不可擺脫的庸俗，我們更容易走進沙汀的知識分子世界了。《磁力》中的“小數點”，國文教員張琪，《三鬥小麥》中的小學教員劉述之和他那位曾經也是教師的姐姐，《巡官》中的馮老師，《輪下》中的穆平，《困獸記》中的鄉村教師田疇、孟瑜，他們並沒有多高的文化素養（一般為中學畢業），也談不上有什麼雄心壯誌，自然更說不上對現實的思索和超越了。相反，與平凡以至於庸俗的現實生活模式的不斷貼近倒是其共同的特點，坐茶館、圍牌桌、囤積居奇，為蠅頭小利勾心鬥角，又為任何一點生活的平穩而沾沾自喜、不思進取。重要的是，他們似乎從來也沒有真正認同於自己的知識分子身份，教師不過是飯碗一個，必要時，可以改弦更張，甚至去當鄉村警察（《巡官》），幹敲榨勒索的勾當（《輪下》）。應當說，沙汀所展現的是真正“土產”的四川知識分子，道出了四川知識分子的庸俗、淺薄的實質！正是在這個庸俗、無聊，又沒有生機的“知識圈”裏，像“土撥鼠”牛柞（《困獸記》）這樣兢兢業業的教師，也同樣被淹沒了光彩，在客觀上產生不了更大的影響力。
同樣地，我們注意到，文學的四川也最缺乏像阿多、立秋、李金貴、老孫頭那樣走向覺醒的工農大眾。這裏的反抗者多半還停留在本能衝動的層麵上。例如沙汀《呼嚎》裏的廖二嫂，《催租》裏的汪二，《還鄉記》裏的馮大生，艾蕪《豐饒的原野》中的趙長生、劉老九、邵安娃，他們都沒有對自身社會地位的明確意識，所謂反抗，不外乎是逼急了抄斧子拚老命，然後逃走了事。如果連這點力量也沒有，那麼就可能像邵安娃或者周四嫂一樣跳岩自殺（艾蕪《一個女人的悲劇》）。有趣的是，當高縣作家華漢（陽翰笙）努力塑造覺悟的工農形象之時（《地泉》、《躉船上的一夜》），就明顯留下了缺乏真情實感的痕跡，以致被當作了無產階級文學“不應當怎麼樣去寫”的標本。如果說現代中國社會在整體上也缺乏真正的覺悟的農民，以致讓我們的現代作家都有些無處著手，即便是已經“成型”的幾位工農楷模也多少有些概念化、理想化的嫌疑，那麼這種情況顯然又在文學的四川特別的明顯了。較之沿海地區，這個封閉的盆地尤其無法為我們的作家貢獻這方麵的感受，華漢的作品因之更集中體現了這一藝術的缺陷，以致被作為“標本”，這實屬情理中事。相對而言，沙汀、艾蕪等人筆下的那種本能狀態的四川貧民卻正是繪出了巴蜀文化的真相。
當知識分子，當受苦受難的下層貧民這些最有活力的社會變動因素都不同程度地被腐蝕、沉落在這一片泥淖之中時，四川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現代中國“洄水沱”意象的典型。文學的四川高密度地布滿了“洄水沱”意象。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四川洄水沱式的停滯與腐朽當中，還有趣地包涵著一種巴蜀式的自得與自足。生活於停滯、封閉的盆地卻絲毫也不以這種停滯、封閉為苦，相反倒是顧盼自雄，目空一切，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盆地意識”。具有濃重盆地意識的川人組成了一個個的“盆地意象”，他們對盆地四周的高山十分看好，“任憑中國再亂，我們這個四塞之邦，也能保其無虞，而免遭受革命之厄的了”。通過自我封閉來隔斷社會的變遷，並以之確立一種區域的優越感，這大概符合不少四川人的心願，一旦戰火燎原，他們也會因此比省外的中國人更無危機感。不是嗎？抗戰初起，某縣討論成立防空委員會，得到的結論竟然是，不必著急，因為“戰事隔我們還遠得很哩！”保長王大廷在解放軍攻占寶雞之後估量了地理距離，終於大大咧咧地嚷道：“還隔他媽一省！”區域的優越感也導致了川人對外省的某些盲目的輕視和狹隘的排斥。李劼人《大波》寫過辛亥革命時期因“川人治川”而引起的鬥爭，何其芳則從一個普通農人嘴裏發現了類似的四川理想：“全省的軍隊聯合起來‘驅逐’外來的勢力”！抗戰把無數的“下江人”趕進了四川，“據說下江口音的人叫街上的洋車，拉洋車的四川人總是不大理睬的。”在北鬥鎮的鄉下人眼裏，“奶媽之所以工價高漲，而且不容易雇，這和日常生活中其他許多反常的現象一樣，都是由那些富有的外省人製造出的。”顯然，這種盆地內的自大自滿反過來鞏固了洄水沱的停滯和腐朽。或者我們也可以認為，“盆地意識”及由此在文學中構成的種種“盆地意象”與洄水沱現象本身就是互為因果，一體兩麵的。
停滯和自大，麻木和自足往往是聯袂而來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同時也表現為“中央帝國”的自尊，阿Q的麻木緊跟著他“精神勝利法”的自足。在這個意義上，“洄水沱”意象與盆地意象又成了古老中國的共性，不過，阿Q式的“勝利”主要還是他失敗後的自欺，從某種意義上看，那似乎更象征了中國沿海地區在外來文化衝擊下的一種中國式的退縮，在“挑戰”時刻無法“回應”的自我慰安，這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在新時代麵前的自我扭曲。而幾乎就沒有承受過什麼“挑戰”的深居內陸的巴蜀意識似乎更具有一種進攻性，一種多少帶點原始野性的倨傲。阿Q的“勝利”僅限於“精神”，在趙太爺、在假洋鬼子麵前，他分明毫無“勝利”的姿態，而保長王大廷在確認了身居四川的安全後，卻立即截下一個背糧的老農，展開了更加肆無忌憚的盤剝。
四川人這種頑固的“盆地自大”感，也聯係著它自身深厚的文化傳統。前文我們已經談到，古老的巴蜀常以“天府”自居，它不僅是“土沃民殷，貨貝充滿”，而且在區域交流較少的封建時代，四而聳立的高山也的確便於躲避外禍，獨自稱雄。從秦並巴蜀以滅六國，劉邦東定三秦到隋人平陳，宋人定江南，都一再把四川作為“王業之基”。天府之國的區域優勢因此更加為世人所側目了。在漫長的曆史發展中，這一區域優勢構成了巴蜀人躊躇滿誌的資本，產生了一種對自身生存狀態的自足和自豪。直到清人徐心餘在為《蜀遊見聞》所作的序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一古老的心態傳統：“四川一省風景之美，名勝之多，物產之饒，礦苗之富，殆為天下冠，除海貨外，應有盡有，良足閉關自守，此殆他省莫能抗衡者。”我們當然不必指摘古老的巴蜀心態傳統，不過，當四川已經被推向了現代，千裏沃野並不能生長現代人所需要的一切，當四周的封鎖反倒是拉大了他與沿海地區的文明距離之時，以“天府”自居的傲慢就不得不說是愚昧得可憐了。在文學的四川，“盆地意象”終於彙入了“洄水沱”意象群，繼續強化著巴蜀生態環境的停滯和腐朽。
當然，巴蜀盆地也不盡然都是停滯的死水，其中有一些因子也是格外“沃躍”的，讓我們繼續觀看四川實力派的表演，欣賞川妹子腦後的“反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