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際關係的用心就這樣大大地多於對事情本身的用心，正如陳翔鶴筆下的傅校長所總結的“外務”應當重於“內務”。四川的內鬥讓“外務”顯得格外的重要，似乎沒有“關係”就寸步難行。《死水微瀾》甚至讓我們看到，連嫖妓也得“通關係”，“頂好是，你能直接同兩縣衙門裏三班六房的朋友，或各街坐卡子的老總們，打堆玩耍”，“不然的話，包你去十回必要吃十回不同樣的大虧：錢被勒了，衣裳被剝了，打被挨了，氣被受夠了……並且你吃了虧，還無處訴苦！”關係學講究到這一步，大概就頗有些喜劇性了！
巴蜀人的爭鬥性格來自對實力的膜拜和生存的蠻野，但同時也與這一區域的移民文化有密切的關係。為了彌補戰事造成的土地荒蕪，人口銳減，四川曆史上曾有過多次的移民活動，特別是清前期實行了影響深遠的“招民插占”政策，到嘉慶中期，“川省人口中的移民或移民後裔至少占85%。”真正蠶叢、魚鳧的後裔恐怕是找不到的了。“五方雜處，俗尚各從其鄉”。問題在於，這種向盆地內的政策性移民並不等於美國人的西部開發和山東漢子闖關東，盆地的封閉性和有限性大大地縮小了移民的自由度，有限的區域隻能承載有限的移民，很快地，四川就因“生齒日繁”而“生計日蹙”了，巨大的人口壓力使生存空間日益窄小。為了生存，川人不能不展開競爭，移民與土著之間，移民與移民之間互相擠兌、互相排斥。爭鬥是巴蜀移民文化的一大特色。郭沫若對此有深切的感受：“現在的四川，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都是些外省去的移民。這些移民在那兒各個構成自己的集團，各省人有各省人獨特的祀神，獨特的會館，不怕已經經過了三百多年，這些地方觀念都還沒有打破，特別是原來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觀念。”“楊姓是我們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們總覺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對我們客籍總是遇事刁難的。”“在客籍中我們一姓比較發達，因而和楊姓便成了對立的形式。關於地方上的事務，公私兩而都暗暗地在那兒鬥爭。”多少年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可能已經淡忘了自己的移民出身或土著出身，但派係的爭鬥卻保留了下來。白醬丹、龍哥、彭胖以“暢和軒”，林麼長子以“湧泉居”為據點互相對壘，吳參謀長和旅長在各自的公館聚合黨羽，巴蜀移民文化的爭奪品格顯然已經沉入了這些人的無意識深處。巴蜀性格與中國北方性格的重要差別正在於此。何其芳以其詩人的敏銳比較過這兩種性格，他表示，實在難以接受“鄉人”有說有笑背後的惡毒和狡詐，相反，對“北方人的那種大陸性的樸質與真誠”卻倍感親切。
天下未亂蜀先亂
當實力被武裝起來，以槍炮屠刀來捍衛時，那就不僅僅是一種陰狠的爭鬥，而是可怕的社會性災難了。在巴蜀，邊緣的險峻和中心的富饒都一再撩拔著兵權在握的曆代將帥，有險可恃，割據稱王的夢想誕生了。地方豪強總想擁兵自重，與中央一爭高低，中央政權欲定內亂，統一南方，也往往自此下手。巴蜀內部的各種武裝集團為爭奪地區利益也不斷交鋒，從開明氏時代的蜀巴內戰，秦王朝蜀侯謀反直到清代的金川之役，大大小小的戰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其頻繁度恐怕要居中國各省之首。“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名言也由此不徑而走。操縱著現代精良武器的軍閥們更是將這一古老的鬧劇上演到了高潮，“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並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當年李白、杜甫耳聞目睹的“蜀亂”意象在現代四川作家那裏更是層出不窮。
江津詩人吳芳吉大概是現代中國敘寫軍閥混戰最多的詩人，“慣聽槍聲亦等閑，隻如蠶豆伴沙煎。”（《重陽後二日撲城戰中》）這種“處亂不驚”的感受，當然是蜀亂的“賜予”了！
川康邊地的戰亂“像惡魔似的時時緊抓著”作家周文，他為我們呈現了“山坡”意象，山坡上是肉搏戰後群狗吃（《山坡上》），山坡下是逃難的老人，她那條被流彈炸斷的腿爬滿了螞蟻，又為野狗所爭搶（《山坡下》）。
郭沫若的《黑貓》描繪了軍事混亂影響下的鄉鎮秩序：變兵倒賣槍械，武器散落民間，地方武裝紛紛成立，械鬥不休。麼叔的保衛團與楊良勝的保安團大打出手，甚至動用了牛耳鐵炮。
林如稷的《葵堇》也寫了相似的情形：“自從T省革命以後，省內幾乎日有戰事，土匪因而日盛一日，其實大半是戰禍區域不能耕種的農民所變成，搶劫的事，更是無一日沒有。”
何其芳以悲哀的目光注視著萬縣城內的一場莫明其妙的軍閥混戰“天空藍得那樣安靜，但不斷的霹靂從山穀到山穀。我們看著兵士搬運生鏽的大炮到河岸去，一會兒又看著他們搬運受傷的回來。”“但炮聲停止後這縣城還是在繼續著燃燒，巨大的紅色火焰在威脅著無言的天空。”
陳煒謨寫到，戰亂讓四川一片蕭條，“蜀道難”也有了另外的含義：“上下數百裏，人跡寥寥，白天隻有三五大膽的農夫，怯鼠似的跨過石道……”
不僅軍閥戰爭給地方秩序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破壞，就是這些軍閥部隊本身也是潰亂不堪的。李劼人筆下的兵大伯陳老三糊裏糊塗就被卷進了一場兵變，他所在的第二連本來是奉命追趕脫逃的第四連，追來追去，自己倒被團部視作了變兵，好一頓窮追猛打！（《兵大伯陳振武的月譜》），某師強征門戶捐，與地方矛盾深重，明火執仗地幹了起來，緊要時刻，重慶、成都幾處的“太上大帽子”舍車保帥，將之拋棄。最後，地方武裝和正規軍左右夾攻，將整整一個師徹底擊潰（《失運以後的兵》）。周文寫到，戰鬥正酣，指揮部也敢於忽然退卻，將大批兵士拋給敵方（《退卻》）。一個小小的部隊頭目就像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克扣兵餉，毆打下屬，所有的士卒都得像畜牲一樣俯首貼耳，當牛做馬（《煙苗季》、《雪地》）。李劼人的《大波》展示了保路運動前後四川政治、軍事、社會全麵的分裂和混亂，上至大漢軍政府與川南軍政府、蜀軍政府的種種矛盾，大漢軍政府內部外省人與四川人的衝突，各種編製軍隊之間的重重間隙，下至各級軍官的內耗，還有那失去控製的到處作亂的“遊兵”等等，盡皆映現其中。茅盾說，讀了《煙苗季》和《在白森鎮》可以對四川“天下未亂蜀先亂”的麵目“有近乎全盤的認識。”我認為《大波》更是如此。
當然，在無休止的蜀亂中，倍受催殘的還是無權無勢的普通老百姓。頭戴熨鬥帽子的丘八，以及各種穿著便服的袍哥土匪隊伍“給人們製造了些不可磨滅的驚心動魄的變動”，魏老婆子人亡家破（沙汀《獸道》），趙惕甫精神失常（陳煒謨《狼筅將軍》），從軍報國的有誌青年毫無意義地死在戰亂中（林如稷《死後的懺悔》、艾蕪《大舅父的悲劇》），當了壯丁的周老四逃跑被抓，在縣城槍決，他的妻兒被逼得走投無路、墜岩身亡（艾蕪《一個女人的悲劇》），散兵遊民可以在大街上恣意欺辱女人，可以衝進任何一個家庭殺雞搶米，搜索財物（李劼人《兵大伯陳振武的月譜》）、周文《退卻》）。常見的壓榨還包括征收捐稅。較之於地方政權的苛捐雜稅，來自軍閥的征收命令更沉重更蠻橫更無任何道理可講，李劼人的《大波》、《強盜真詮》、《失運以後的兵》，周文《煙苗季》都寫到過這種強盜式的敲榨。
發人深思的是，四川人一方麵倍受軍閥戰爭的折磨，一方麵卻又對軍閥有所依仗，以致滋生著“軍閥崇拜”心理。艾蕪曾回憶說自己的二舅父在劉湘部隊，“因管軍需，搞了千把塊，引起親戚眼紅，其他的親友，如我的三姨父，我的堂父，紛紛入伍從軍，我的父親就主張我進軍閥辦的步兵學校。”這種崇拜心理在四川作家的作品中亦俯拾皆是。沙汀《龔老法團》中趾高氣揚的縣籌備處不就是以州司令部為後台嗎？劉盛亞《夜霧》中更生的舅也“跟隨著那一省的軍人弄得飛黃騰達，因此更生的父親在那軍閥割據的內戰時期也占了不少便宜”。在巴金《家》裏，覺民說：“現在教育經費都被挪去充作軍費用掉了，每個學堂都是一樣地窮。”隻因為他所在的外國學校“校長跟督軍有點關係，所以拿錢要方便一點”。李劼人在《兵大伯陳振武的月譜》之結尾有過一段主人公與作者的對話：
……我從社會安寧與人道上著想，何嚐沒有苦口勸過他改行去幹別的事，而不必當兵，我並且還替他指了許多路，然而他的主意已定，說：“我覺得到底還是當兵的好，雖說是苦，比起當加班匠就好得多，第一，穿吃兩個字不焦心；第二，在營門以內受點長官的氣，一出營門便隻有別人受我的氣；第三，找錢容易，單就我以往的幾個月中而言，若不胡使，不遭損失，好幾百塊是存著的了……你先生盡管說些道理，可是如今的世道如此，越守道理，越是吃虧，我們是粗人，隻曉得趁著年紀快活他幾年，以後的是非好歹，哪裏管得……”
兵大伯陳振武的大實話道出了在一個亂世吃糧當兵的價值和意義，也道出了從“軍閥崇拜”到“軍閥混戰”的惡性循環。這段話也讓我想起了《南史》裏的一段記載，據說梁臨汝侯蕭淵猷曾嘲笑蜀人羅研：“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羅研回答說：“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一豕，床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羅研把“蜀亂”的根源歸結為貧窮，固然不無道理，但卻顯然未能解釋一個重要的事實，巴蜀自來號稱“天府之國”，是所謂的“土沃民殷，貨貝充溢”之地，既為“天府”，又何以“窮迫之人，什有八九”呢？看起來，最根本的原因並不在客觀的經濟條件，蜀中的社會形態和社會心理恐怕才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說是有了這樣的社會形態和社會心理反過來決定了這樣的經濟狀況），對實力的崇拜不就是一種“樂禍貪亂”麼？在一個道德文化根基淺薄的區域，實力主宰著一切，這將對該區域的社會文化心理造成極大的影響，當“崇拜”和“事實”構成了惡性的循環，那麼，自然物產的富庶實在就是毫無意義的了，千萬個難填的欲壑足以吞噬整個天府！於是，這樣矛盾著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四川的天然物產雖然特別豐富，四川人的生活卻不都特舒服。四川出產使人飽含暖衣的天然物產，然而，更充滿著比天然物產還要豐富的種種罪惡與黑暗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