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的四川，女性是第三類引人注目的意象。
並不是每一個四川作家都把他們主要的藝術場景留給了川妹子，在那些“洄水沱”裏掙紮得最厲害的當然還是攫取了實力和覬覦著實力的四川男人。不過，出現在四川文學中的女性卻是格外的獨具魅力，以其濃鬱的巴蜀氣質令人久久難忘。
生存：不屈不撓
有意思的是，在社會關係中忙碌不堪的四川男人並不永遠都是有能力、有威信的，在家庭生活場景中，他們分明受到了四川女性的“排擠”。或者為勢所迫，或者外強中幹，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悄悄卸下了家庭的重擔，從家庭權威的位置上退去。在文學的四川，川妹子是家庭大業的脊梁，她們掙錢糊口、撫兒育女，操持著幾乎所有的家務。現代四川文學告訴我們，沒有川妹子，無數的家業早就在社會動亂中土崩瓦解了，而無數的四川男人也無法長大！
生存的艱難把川妹子磨練得格外的不屈不撓、堅韌不拔。
沙汀《獸道》裏的魏老婆子，早年守寡“使她遭受過比一般旁人更多的苦難”，但“終於活出來了，靠著自己一雙手把兒子養大了，並且還討了媳婦”。《呼嚎》裏的廖二嫂在丈夫被抽丁之後，一個人支撐家庭，下地幹農活，上鎮賣雞蛋，為領優待穀，“他同保長吵過打過，同嫂嫂吵過打過，還坐過禁閉室。”《淘金記》裏的何寡婦在丈夫過世以後，獨立掌管了一份龐大的家業，為解決產業糾紛，為保住祖傳墳崗與北鬥鎮的實力派們反複較量。《三鬥小麥》裏劉述之的姐姐先當教師，次囤糧食，“她是深知生活的艱苦的，十分相信獨立奮鬥的可貴。”艾蕪筆下人川的“新移民”石青嫂子為了保住自己開墾的荒地，同吳大老爺軟纏硬鬥，忍辱負重，“不論啥子艱難困苦”，都要把孩子們拉扯大（《石青嫂子》）。屠太太為了家庭生計不得不上街賣菜，她悲憤地道出了其中的苦楚：“我還沒有受夠氣麼？菜放在人家鋪子門口賣，夥計罵你，放在街上賣，警察趕你……有天拿惡棍踢一足，晚上喊痛，隻推說跌了一跤……”（《小家庭的風波》）周四嫂從小就在後父家受盡了欺負，但“她不久就變得伶牙利齒的，用各種惡毒的話去回答對方”，敢於在後父的“拳頭之下，發出反抗的嚎叫……”，後來為了替抓了壯丁的丈夫贖身，她一邊育兒種地，一邊還得東奔西跑，托人求情。（《一個女人的悲劇》）艾蕪的《芭蕉穀》將一個薑姓女人辛苦而頑強的人生寫得真切動人，她嫁過四個丈夫，受盡了欺負和嘲笑，但從未喪失過生存的信念，總是認為“隻要努力，是不用怕的了”。她以自己的遭遇來寬慰受人欺辱的女兒：“你看，我現在不還是活出來？有娘一塊，你不愁沒好日子的。”雖然這位薑姓女人居住在中緬交界的克欽山，但是卻具有與四川女性一樣的生存態度。我認為，這也是艾蕪在創作中的“認同”，薑姓女子應合了艾蕪深刻的故鄉體驗。羅淑筆下的劉嫂15歲被人拐騙，賣給人家做侍女，遭主人奸汙後又被趕了出來，她在茅廁裏生下了孩子，然後到處飄流，補衣，賣粥，當女仆，後來因貪杯誤事而被主人辭掉，最後嫁了人，一連找了三個丈夫，個個都打她，打不過男人就跑，她堅信：“人隻要有兩隻腳，兩隻手，到處好找飯吃。”（《劉嫂》）小阿牛的媽媽在丈夫跌進鹽鍋煮死後，開煙館，做暗娼，曆盡艱辛將兒子拉扯成人（《阿牛》）。
生存既然如此之艱難，那麼所謂的“堅韌”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我認為，這就是對不斷變化著的生存條件迅速適應，有能力將不斷襲來的艱難困苦調整到自身尚能接受的程度。找草人的女人被丈夫賣給胡家，就在剛剛過門“洗晦氣”的時候，豬圈裏的乞食聲竟使她頓時忘了“生人妻”的難堪。這是一個饒有意味的鏡頭：
它們重新喚醒她幾年前成了習慣的動作，她四下找尋，終於在一個角上發現一桶已經煮好的‘豬食子’，她把燈掛上鐵釘，一手提起桶把，一把扶著桶底，空隆，空隆地往槽裏傾。
“夥失！一夥-失-豬兒溜溜溜溜溜——這邊來！夥-失！”
她等它們每個都把嘴筒放在槽安分的搶食著，她才微笑了。
一個勞動婦女的近於本能的生存欲望和對環境的忍受力在這裏被作了生動的表現。借了《劉嫂》中的劉嫂的話說，就是：“好日子壞日子全是一樣過，過不得也要過下去。”如果環境實在無法忍受，那麼就毫不猶豫地逃離它，而逃離仍然是一種執著的求生欲。“生人妻”從胡家逃了出來，劉嫂也多次的逃了出來，除了像周四嫂那樣夫死子亡的絕望之外，在一般的情況下，四川勞動婦女中懸梁、投江、服毒者並不多見，這恐怕正是得之於這樣堅韌不拔的生存毅力。
李劼人筆下的鄧麼姑是另一種類型的善於承受環境變故的川妹子，她22歲嫁給了天回鎮的蔡興順，不久又與袍哥羅歪嘴打得火熱，羅歪嘴涉嫌教案成了在逃罪犯，蔡興順也被投入了監獄，這時，對頭顧天成上門提親，鄧麼姑幾乎是不假思索就答應了他。過去我們曾試圖從許多方麵來闡釋鄧麼姑這多變的婚戀，有人認為這是對封建禮教的叛逆，有人認為是對帝國主義洋教勢力的妥協，也有人認為是先叛逆後妥協。我認為，這些闡釋都可以在一個更深的性格內核上統一起來，這個內核就是鄧麼姑的生存願望，或許她本來與我們所概括的那些現代術語無幹，但的的確確，她是格外地渴望“活著”，排開一切障礙地“活著”，所以至少在客觀上就有了叛逆，也有了妥協。需要明白的是，叛逆和妥協其實都是一個普通人求取生存的基本方式。她與羅歪嘴交好的重要理由是：“人生一輩子，這樣狂蕩歡喜下子，死了也值得！”後來應允成為顧大嫂又這樣宣稱：“放著一個大糧戶，又是吃教的，有錢有勢的人，為啥子不嫁？”鄧麼姑的生存態度就是對叛逆與妥協關係的最好說明。
沙汀筆下的何寡婦的適應力和承受力卻是在生活的磨練中逐漸強大的。她本來是一個書香入戶出身的小姐，自恃清高，不願料理商務，但是丈夫的早逝把她別無選擇地推到了家庭產業的糾紛當中，“這一次糾紛磨練了寡婦的才幹，同時也改變了她的觀念。她再不以正派人自居，一味信賴官府的庇護了。和一般糧戶一樣，此後她總經常和鎮上的名人，主要的是哥老的家庭維持著聯絡，甚至攀扯一點瓜葛關係。”
求生是人類的本能，因求生而忍受環境的變遷從而表現出某種堅強的毅力，這或許是傳統中國人的普遍特色。蕭紅《生死場》中的東北農婦麻麵婆、老王婆、金枝等不也是一把幹活的好手，不也是表現著“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嗎？王魯彥《屋頂下》那位終生操勞、省吃儉用的浙江老太本德婆婆不也同樣的吃苦耐勞嗎？類似人物我們還可以數出安徽的四太太（台靜農《新墳》）、湖南的蕭蕭（沈從文《蕭蕭》）、山西的孟祥英（趙樹理《孟祥英翻身》）、北京的冬兒姑娘（冰心《冬兒姑娘》）、春桃（許地山《春桃》）等等。盡管如此，四川文學中的女性仍然是十分突出的，這是因為，她們常常都是以一種獨立特行的姿態出現，與這些川妹子不屈不撓地支撐家業，頑強生存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一大撥四川男人的懦弱、平庸、無能或者就是無奈地從生活中“撤退”。
沙汀《三鬥小麥》中劉述之的姐姐是頑強的，而作為弟弟的劉述之卻軟弱無力。《淘金記》中的何寡婦是能幹的，她的丈夫和兒子都是孬種。當連長太太與鄰居青年的私情被她的丈夫發現後，這位女性也性格倔強，毫不示弱，而她的情人“自己倒跑掉了”（《在祠堂裏》）。李劼人《死水微瀾》中的鄧麼姑是果敢的，而蔡傻子呢，“不說男子漢，就連婆娘的見識，他都沒有。”《暴風雨前》中的伍大嫂是無畏的，伍平呢，“自從討了老婆，一直是很馴謹的，成日守在家裏，任憑老婆如何指揮，總是喜笑顏開的做事。”《大波》中的黃瀾生太太聰慧幹練，而她周圍的一群崇拜者卻都縮頭縮腦，很不中用。艾蕪《一個女人的悲劇》中的“周四嫂是個吃苦不少的女人”，而“周老四是個好心腸而沒定見的男子，做起事來也有些輕率，常常在枕頭上受著教訓，漸漸變成了害怕老婆的人物。”另外一些男人，卻因為種種的原因退出了生活，而把家庭的重擔交給女人來獨自承擔，最辛酸也最激動人心的故事隻能由女人來上演了。魏老婆子的丈夫早亡，何寡婦的丈夫早亡，阿牛的父親早亡，把他拋給了一無所有的母親，廖二嫂的丈夫被抓了壯丁，石青嫂子的丈夫被抓了壯丁，伍大嫂的丈夫後來也長期地在外戍邊。懦弱平庸的男人和被迫“撤退”的男人都使得川妹子順乎自然地扮演了一柱擎天的角色，她們肩挑背托，上坡下田，走街串巷，撫老攜幼，為整個家庭的生計殫精竭慮、含辛茹苦。
相應地，我們發現，在東北、江南等地域，女性的堅強和毅力卻常常掩藏在了男人作為一家之主的專製和強悍裏。在其他許多地域，男人似乎較難輕易放棄自己對家庭事務的主宰權，再能幹再茁壯的女性也隻能生活在男人的專製秩序中，並隨時承受來自男人的棍棒和拳頭，女性不過是支使著幹活的工具，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助手。蕭紅《生死場》裏的老王婆，麻麵婆都是幹活的好手，但在丈夫麵前卻又是溫順的、軟弱的，丈夫才是大權在握的最高統治者；吳組緗《菉竹山房》裏守寡的二姑姑獨立掌握著一處深宅大院，但她卻還在幻覺中為死去的丈夫服務，聽從他在夢中的每一個吩咐，連閑談也不忘時時提到那個其實從未共同生活過一天的故人：“這間邀月廬是你姑爹最喜歡的地方；去年你姑爹回來，叫我把它修葺一下。你看看，裏麵全是新嶄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