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倍感興趣的是，巴蜀社會竟然存在著一種消解宗族文化的機製。父子聯係相對鬆散，家族關係相對淺淡，這是巴蜀曆史的重要現象。《隋書·地理誌》描述四川是“父子率多異居。”宋代川人的“別籍異財”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嚴重關注，以致多次下詔明令禁止。同治《巴縣誌》所載《劉氏族譜序》則稱：“善人處亂世，父子兄弟且不能保，況宗族乎？”清人張澍《蜀典》亦雲：“州中風俗，其家富裕者，早分諸子，其父分食諸子，按月計日，不肯稍逾期。”多次的大規模的移民活動無疑也強化了這種“消解”機製。移民拉開甚至斷裂了川人的血親紐帶，一個又一個的小家庭布滿了巴山蜀水。據清代嘉慶年間的人口調查，全川平均每戶僅4.1人，遠遠低於全國的水平。在這些小家庭中，家庭產業活動的需要將夫妻這一對主要的勞動力推上了前台，因此，與以父子關係為主軸的家庭結構不同，巴蜀地區的家庭常常是以夫妻關係為主軸的。僅就我們前文所論及的四川現代文學作品來看，以夫妻關係為核心的小家庭就最多。沙汀《三鬥小麥》的姐姐家，《呼嚎》的廖家，艾蕪《一個女人的悲劇》的周家，羅淑《生人妻》的打草人家，李劼人《死水微瀾》的蔡家，《暴風雨前》、《大波》的赫家（赫達三雖有兄弟赫尊三，但不大過問家政）、黃家都屬於這一類別。另外，老一代的存在也並不能完全改變中青年一代作為中心的事實，如沙汀《還鄉記》的馮家，李劼人《暴風雨前》的伍家，甚至還有以女性為中心的家庭，如沙汀《淘金記》中的何家，羅淑《阿牛》中的阿牛家。當然，巴金的名作《家》也寫到了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這樣的家庭也隻能以父子關係為軸心，以封建禮教秩序為依托方才得以維持；不過，在文學的四川，高公館式的存在實在少見，而且較之於浙江和北方地區那種宗族性的區域聚居，高家就還是顯得有些勢單力薄了。
毫無疑問，在以夫妻關係為軸心的家庭世界裏，女性一方麵要承擔起更大的生活重擔，另一方麵卻也獲得了較為寬大的自由空間，這為她們性格中叛逆因素的發展創造了家庭環境。
巴蜀地區道德文化積澱的相對淺薄則為四川女性的種種“出軌”創造了社會環境。翻開史冊，我們不時可以看到這王化統治的邊緣地區的越禮之舉。“周失綱紀、而蜀先王。”（常璩《華陽國誌·序誌》）“未能篤信道德”（《漢書·地理誌》），“小人薄於情禮”（《隋書·地理誌》）。以正統的禮教規範來衡量，鄧麼姑、伍大嫂、黃瀾生太太、金大姐所生活的環境到處都充滿了叛逆的行為，而且對種種的叛逆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了。
先看兩代人之間的等級觀念。在鄧麼姑與鄧大爺、鄧大娘之間，在王四姑兒與王大爺、伍太婆之間，都不存在什麼不可逾越的等級界限。鄧麼姑自主改嫁顧天成，顯然根本就不打算征求父母的意見，待他們問起，鄧麼姑倒是侃侃而談，直說得鄧大娘無語，鄧大爺無奈，父母權威似乎就不可能作用於鄧麼姑身上。王四姑兒更是脾氣大，不僅不對父親盡女兒孝道，“反倒動輒抱怨吃得不好、穿得不好”，而這位王大爺也似乎隻會挑著擔子賣燒臘，對女兒的忤逆毫無辦法；王四姑兒與伍太婆大吵大鬧，一撥前來勸解的人，既有偏向伍太婆的，也有偏向王四姑兒的，媳婦並沒有無條件地受到譴責；不久又是王四姑兒與丈夫伍平大吵大鬧，勸解者也“叫伍平認個錯”。在李劼人的《好人家》中，一個出了嫁的潑辣的女兒竟然逼著守鰥多年的老爸退了已過門的後娘，又親自作主將一個肥頭大耳的粗蠢丫頭送於老爸收房。等級權威的失落使得封建的禮教不再可能順利地輸入到新一代人的心裏，於是也就給鄧麼姑、王四姑兒這樣的“野”姑娘埋下了越軌出格的種子。
貞操觀念的淡薄更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在東北，王大姐自主嫁給馮歪嘴子就遭來好多鄰人的譏諷（蕭紅《呼蘭河傳》），而在四川，鄧麼姑、金大姐棄夫再嫁、王四姑兒與許多男人“打交情”，也依然活得尚好。就像“我”的爹娘，他們雖然在心裏覺得鄧麼姑“品行太差”，可當麵還是說說笑笑，也還誇獎她在做菜方麵的“好本事”，而一旦鄧麼姑之子“金娃子業已飛黃騰達，並且與我們有姻婭之誼”後，“爹爹見她時，也備極恭敬，而且很周旋她。‘品行太差’一句話，他老人家大約久已忘懷了。”徐爛狗也順當地把一個嫁過人的金大姐娶來當了自己的老婆。據說，王四姑兒（伍大嫂）生活的下蓮池“一般鄰居們的年輕媽媽，又哪個沒有幾個‘男朋友’呢？”張嫂就主動前來開導伍太婆替媳婦找“朋友”：“魏三爺再說人好，再說花錢，到底50多歲的人，年紀輕輕的，陪著這樣一個人，自然是不高興的了。伍平哩，到底是精壯小夥子，她自然要想他了。”這話說起來竟這樣的隨便、自然，就像在談論柴米油鹽一樣的生活瑣事。而這個當婆婆的伍太婆，竟也輕輕鬆鬆地接受了張嫂的建議，積極替兒媳婦張羅起來，以後每當媳婦在家“接客”，她都會主動在外站崗放哨。在這些四川人的觀念中，貞操的神聖性是大大打了折扣的。
當“我”爹爹因為鄧麼姑一家的發跡而對她“備極恭敬”之時，當伍太婆安然享用著媳婦“打交情”掙來的錢財之時，我們可以感到，在巴蜀地區，過日子，求生活是多麼的重要！一旦過日子、求生活的要求與禮教道德有所衝突時，人們也會把價值的天平自覺不自覺地傾向了生活一側！
恐怕也正是在過日子、求生活的價值取向上，巴蜀文化對四川女性的局限才體現了出來。我們不妨對這些火辣又潑辣的川妹子再作一次整體的掃描，我們看到，無論是對於火辣的何寡婦們，還是對於潑辣的鄧麼姑們，其實她們都不過是為生活所累的人。何寡婦們為家業而苦苦掙紮，鄧麼姑們為尋找家業的靠山（男人）而苦苦掙紮，她們都沉浮在生活的泡沫裏，鐫結在生活的大網上，從不曾也不可能產生出更高的更大的自我發展的目標。何寡婦並沒有走上社會，參與社會事務，她的視線局限於家庭之內，她走進北鬥鎮社交圈不過是為了保護家產；鄧麼姑也根本談不上什麼個性解放，什麼婚姻自由，她所求的其實還是一個能夠支撐她享樂生活的有權有錢的男人。正因為這樣，閱讀四川現代文學，我們將發現，這裏出沒著的女性多半是一些鄉場鄉村的川妹子，而缺少尋找自我的新女性，缺少穿梭於社會中的知識女性，缺少風風火火的職業婦女，缺少前赴後繼的女革命者。巴金的《家》寫到了新女性琴，但終於不如鳴鳳、梅表姐、瑞玨那樣給人印象鮮明，似乎作為“新”的一麵還沒有在巴金的感覺中上升成為與眾不同的個性品質；《寒夜》裏的曾樹生是職業婦女，但我們看到的卻並不是她作為職業者的形象，一場家庭糾葛使之陷落了；沙汀《困獸記》中的小學教師孟瑜也自覺安於家庭生活的平庸，像廬隱《海濱故人》裏的露，茅盾《幻滅》裏的靜女士，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莎菲這樣的人生探索者，像葉紫《星》中的社會革命者梅春姐，我們很難找到。當然，巴金也寫過李靜淑、李佩珠這樣的革命女性（《愛情的三部曲》），但有趣的在於，這樣的女性都已不再屬於巴蜀，包括外省作家茅盾《虹》中“活潑、勇敢、直視前途”的梅女士，雖然來自四川，卻是上海給了她自我發展的空間，這是不是同樣可以說明，這一類別的女性與巴山蜀水並不存在內在的適應性，巴蜀大地上盛產著的還是何寡婦們和鄧麼姑們。因為，文學意象終究是作家讀解社會文化的產物，作家對區域性意象的提煉和敘寫應當是他在體驗區域文化的過程中，努力尋求自身感受與文化環境相契合的結果；當這種契合難以實現時，他必然會將自身的意象依托在另外的文化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