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調笑
從整體上看，傳統中國是缺少調笑的。“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的所謂謔而不虐的儒家文化讓人們變得拘謹、恭順，沒有心靈的自由超脫哪裏談得上自由超脫的笑。在這裏，“笑是失掉了的”。不過，對儒家文化的相對“輕負”卻在傳統巴蜀文人那裏“放脫”出了較多的調笑趣尚。“風歌笑孔丘”的李白是愛開玩笑的，玩笑甚至開到了皇帝頭上，恃才傲物的楊慎、張船山、李調元也愛開玩笑，蘇軾的幽默更是舉世聞名，“王安石三難蘇學士”、“蘇螢滑稽貼”之類的笑話廣為流傳。李劼人在他的《暴風雨前》裏就講了一個蘇軾與主考官開玩笑的故事，這表明巴蜀調笑傳統已為今人所注意。
更濃厚的調笑氛圍還在民間。巴蜀居民的龍門陣詼諧風趣，正如《通典》雲：“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蕩佚。”巴蜀人是不是少愁苦這當然還值得商榷，但善於說笑卻也是事實。一般說來，民間文學更直接地傳導著大眾的情感、誌趣和俗尚，來自民間的川劇就以其喜劇藝術而名播海內。在巴蜀民間故事裏，也流傳著大量的“調笑”故事。或者是主人公機智狡黠，捉弄他人，或者是主人公愚笨如豬，被他人捉弄，無論是捉弄他人還是受人捉弄都演敘出了許多鬧劇，笑料不斷。在巴蜀民間的茶鋪酒店、街頭巷尾，是這樣的調笑為人們增添著樂趣，調劑著生活的寂寞，也繼續培育擴散著巴蜀人的幽默趣尚。比如，張官甫、安世民的故事在四川各地就廣為流傳，這兩位老兄都以調皮搗蛋、出他人的洋相而著名。作家周文就在《再談搜集民間故事》一文中興趣盎然地記述了許多張官甫的故事。我們也不妨引出一則來讀一讀：
張官甫同一個人打賭，他說要去打總爺的耳光。那是大熱天，總爺坐在花廳裏乘涼，他就在旁邊打扇。他讓一個蚊子在他右手心裏吃得胖胖的，然後把蚊子弄死，就給總爺一耳光。總爺氣得跳了起來，他就把右手給總爺看，說：“老爺，你看，我幫你打死一個蚊子。”
愚笨的主人公多由一些“瓜娃子”、“傻女婿”來充當。比如傻女婿見嶽父的故事在川東地區就十分著名：說聰明的老婆怕自己的傻丈夫在嶽父麵前出醜，特別用灰麵捏了一個盤子掛在丈夫的領子上，吩咐說：“到了我家你就談盤古王開天地的故事，你如果忘了，隻要摸一下這東西你就會想起來了。”一路上幾經折騰，灰麵盤子已被壓扁，等到嶽父與女婿高談闊論，傻女婿卻無言以對，情急之中，捏住這個扁盤子竟講起了“扁古王”的故事。
我們之所以要如此不厭其煩地引述巴蜀民間故事，乃是因為其中包含了巴蜀調笑的重要本質，張官甫與這位傻女婿，一敏一癡，均體現了巴蜀式的調笑風格：它並不一定迫求什麼樣的社會意味或政治趨向，更喜歡在日常生活中尋找笑料，在人際關係間自由穿梭，插科打諢，調弄他人。直到今天，在與四川人的接觸當中，我們還可以比較真切地感覺到他們的這一特點。四川朋友愛擺龍門陣，他們的龍門陣常常又是詼諧的，饒舌打趣讓周圍的聽眾忍俊不禁。
濃重的調笑氛圍顯然給了四川作家豐富的喜劇材料，也影響著這些作家的性格和情趣，這，就是我們今天考察的起點。
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調笑
許多四川現代作家都善於辭令，喜歡逗趣說笑。李劼人、沙汀、劉盛亞都以自己的風趣幽默給朋友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現代四川文學也自有其幽默諷刺的品格。我們既有像沙汀、李劼人、周文這樣的諷刺作家，也有像陳翔鶴《傅校長》、《一個紳士的長成》，林如稷《調和》、《過年》、《辦公室內》，艾蕪《某校紀事》，劉盛亞《點金術》，羅淑《賊》這樣散見於文學史的諷刺性作品。陳翔鶴、林如稷、艾蕪都在不同的時期以抒情性的作品聞名於世，但一觸及到生存的現實，他們卻又不約而同地對諷刺藝術假以青眼，羅淑的主要創作風格是嚴肅冷峻的，但這並沒有妨礙她在敘寫那位慣於中飽私囊卻又道貌岸然的學校事務長劉先生時，流露出的明顯的嘲弄之情。劉盛亞的《陸沉》是溫和的，而一表現故鄉的那些得勢者，他就難以掩飾自己的譏誚與諷刺了（《點金術》）。
更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幽默諷刺作品的幽默諷刺藝術。
笑的奧秘在於我們對某種荒謬事實的洞察。當我們表述著對這種荒謬事實的意見時，就產生了諷刺與幽默。人類又是如此渴望用文學的話語來傳達自己的喜感，喚起他人的笑意，這樣便不斷完善和發展了文學的幽默諷刺藝術。在別林斯基那裏，“理解喜劇性”被認為是“美學教養的最高峰”。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同樣包含著現代中國幽默諷刺藝術的發生與發展。“五四”時期魯迅小說《阿Q正傳》首先突起了現代諷刺藝術的第一座奇峰，魯迅、葉聖陶的小說，丁西林的喜劇以及魯迅的雜文是第一個十年幽默諷刺藝術的主要代表；在第二個十年，左聯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共同造成了這一藝術的第二次浪潮；40年代中後期是現代諷刺藝術的第三次浪潮；陳白塵的喜劇、袁水拍的山歌、張恨水的新章回體小說，以及師陀、錢鍾書的小說代表了這一時期創作的實績。以上所有這些作品對現代諷刺藝術的貢獻都是十分重要的，留下的藝術經驗也十分豐富。透過現代中國作家的這些藝術探索曆程，我們也可以與西方諷刺藝術接軌，進入到一個更加豐富多彩的幽默諷刺的世界中去。這裏凝聚塞萬提斯、果戈理、契訶夫、狄更斯、馬克·吐溫等眾多作家的藝術成就。
在一個廣闊的背景上考察現代諷刺藝術成就，我們知道，所有的幽默與諷刺皆與人類的一個精神現象密切相關，這就是理性的規範。沒有自身的理性規範，也就沒有了洞察事物荒謬性的基本根據，“笑”正是自我理性模式與扭曲事物在猛然間發生奇妙反差的結果。“我們既然嘲笑了醜態，就比它高明。譬如，我嘲笑一個蠢材，總覺得我能了解他的愚行，了解他為什麼愚笨，而且了解他應該怎樣才不至於做蠢材——因此，我同時覺得比它高明得多了。”但是，所謂理性的規範也是一個抽象籠統的概念，每個人所建立的規範都有所不同，因此他們笑人和使人笑的情形也各不相同，幽默諷刺的具體形態也不一樣。契訶夫執著心目中的社會理想，並以此作為俄國腐朽現實的參照，他的理性規範與現實對象反差巨大，因而諷刺也是毫不留情的，直接指向社會改造的宏大目標；狄更斯的理性規範來自於英國式的紳士道德，來自於溫和的人道主義理想，他並不刻意高懸自己的理性目標，因而在心態上與現實的反差就不如契訶夫那麼大，他的諷刺也是溫和的，節製的。如果說契訶夫的諷刺是一種大的反差式的、主客觀絕對衝突式的，那麼狄更斯的諷刺則是一種小反差式的，主客觀既矛盾又融合式的。契訶夫更容易走向絕對的譏諷，狄更斯則可能走向輕鬆的幽默。粗糙而論，契訶夫與狄更斯代表了諷刺藝術的兩個主要的發展方向。這兩個方向也大體上顯示在了現代中國的諷刺文學裏。左聯青年作家主要是有力的鞭撻和譏諷，為了“有力”，他們文筆尖辣，描寫誇張，往往從大處著手抓住事物的極度扭曲之處進行解剖，突出其行為、事件在整體上的尖銳矛盾和巨大偏差，張天翼可以說是這類作家的代表。魯迅說：“誇張了這人的特長——不論優點或弱點，卻更知道是誰。”張天翼就自稱他的創作很受了《阿Q正傳》式的誇張的影響。京派作家主要是輕鬆的調侃和幽默，因為“輕鬆”，他們感情溫厚，描寫精細，注意從日常生活的風俗習慣裏開掘笑料，顯得意象豐富，渾然天成，老舍是這類作家的代表。老舍說：“在人物與事實上我想起什麼就寫什麼，簡直沒個中心，這是初買來攝影機的辦法，到處照像，熱鬧就好，誰管它歪七扭八，哪叫作取光選景！”這保證了他描寫的細致性和自然性，保證了諷刺與追蹤日常生活習俗的統一，同時，老舍又把幽默看作一種心態，並與諷刺有意識地區別開來：“幽默者有個熱心腸兒，諷刺家則時常由婉刺而進為笑罵與嘲弄……諷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須毒辣不留情，幽默則寬泛一些，也就是寬厚一些，它可以諷刺，也可以不諷刺，一高興還可以什麼也不為而隻求和大家笑一場。”
那麼，現代四川作家的幽默諷刺是屬於哪種類型呢？我認為，從整體上看，現代四川作家既有京派作家的幽默風格和對日常生活習俗的關注，又有左聯作家的尖銳和嚴峻，將批評否定與自己高懸的社會理想相結合，而正是在與京派作家相似的前一種選擇上，巴蜀調笑的傳統得到了更多的繼承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