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調笑的顯著特征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尋找笑料。現代四川作家的嘲弄諷刺都比較注意在生活自身的自然秩序中進行，較之張天翼那樣意氣浮露的挖苦，四川諷刺文學要含蓄得多。這可以有多方麵的表現。
有的諷刺並不著意堆砌對象豐富的笑料，它們往往隻是切取某一個細小的片斷，甚至點到即止，把更多的空間留給生活的邏輯，讓讀者去填充。如沙汀《防空》僅僅圍繞防空協會會長的人事安排敘述，兩個對頭愚生和小老板的更多的人生經曆，我們並不知道。羅淑《賊》嘲弄了那個侵吞公款卻又道貌岸然的學校事務長劉先生，對於他的中飽私囊的事實卻僅僅隻有一句暗示，說他委屈地想學校的建築工程中，“實在他得的好處並不多。”李劼人《天快亮了》寫鄉場“舵把子”陳大爺在解放前夕的窘迫，但對他的惡行卻很少追敘，僅僅在最後別出心裁地綴上一句：“至於陳大爺本人，如其真個‘再世當個好’是屬實的話，他應該九歲了吧？”真是巧妙含蓄之極！
有的諷刺在提取了對象的荒謬之後，又有意識地將荒謬融化在生活“正常”景象中，甚至有意識地說服讀者人生本也如此！陳翔鶴《傅校長》中的傅校長貪婪、鑽營而虛偽，但作者卻又勸我們相信，此乃生活的正常現象。不是嗎？連學校工役都在為他辯護：“這不是才興的規矩，咱們自從作校長以來，照例都是如此，咱們走到那兒這規矩就得帶到那兒，憑你上哪兒去打聽打聽，咱都不怕！”作者也這樣為傅校長的娶小加以“開脫”：“憑良心的說一句，這一切傅校長都作得很自然，而也應該如此。因為在一個機遇不良，和不肯將自身的精力和時間，去消耗到柔靡的戀愛場所的事業家，而且又正當精強力壯，將近40歲的盛年，去愛一個像這樣的招，還有什麼可非議的地方呢？”在《一個紳士的長成》裏，陳翔鶴又替那位囤積居奇、發國難財的宋七老爺“推卸責任”：“雖然這一些有時也不免要引起一番縣府中人的煩惱，但這一些說其到底還是要讓‘抗戰’二字的負責才是正理的，不然，自從抗戰以來，在大後方的每一個城市裏，為什麼幾乎全都是這樣的大同小異呢？”劉盛亞《點金術》竟然是用一種獵奇式的敘述語調在寫那位大搞囤積的表弟，並且還特意地宣布自己“羨慕著表弟：他一日所得也許比我們教書匠一年的收入還多。”李劼人《好人家》諷刺四川土財主的貪婪和腐朽，那別有意趣的“引子”就是竭力讓我們相信，以下的敘述毫無誇張，純屬生活的真實，因為“這個好家人，是我家的老親。他們的姓氏名號，我當然曉得，但是目前回成都，尚無緣無故多謝過他一頓空前未有的便飯，我們的親誼如此真篤，似乎不便把真名實姓給他們表彰出來。”沙汀的大多數小說分明在一種嘲弄的心態裏寫主人公的劣跡，但卻總是寫得那樣的從容、客觀、冷靜，仿佛一切劣跡都是川西北鄉鎮生活的自然組成部分，這裏很少看到張天翼式的對荒謬現象的凸現和放大，《丁跛公》不過就是一場小小的獎券風波，《消遣》不過就是攤派公債，《代理縣長》中的代理縣長不也和災民一樣的襤褸窮酸嗎？在《淘金記》裏，沙汀還把一些褒詞諸如“沉著”、“冷靜”、“正派”之類用在了白醬丹、葉二大爺這樣的地痞身上。
有的諷刺並不僅僅把荒謬集中在諷刺的反麵角色身上，而是在他們的生存環境中也穿插不少的荒謬事實，構成一個濃厚的“荒謬環境”，當人人都在充當荒謬的角色，於是荒謬也似乎增添了不少“正常”特征，諷刺也就同樣的含蓄自然起來。沙汀、李劼人和周文之所以被我們稱作四川現代文學中的諷刺大家，就在於他們除了開掘幾個反而角色的荒唐之外，還著力描繪了一幅荒謬的社會生活場景。沙汀筆下的那些聯保主任、縣議員、鄉約、袍哥所置身的茶鋪、酒館、煙榻，到處都湧動著一群一群庸人、俗人與歹人，他們無聊、空虛，幹精火旺卻又怯弱膽小，懼怕權勢，這裏的喜劇性本來就層出不窮。李劼人筆下混亂無序的四川社會，大波起處，出現的卻是各階層的愚昧和非理性，這裏有當權派，也有在野派，有舊軍隊，也有革命黨，有鄉紳，也有袍哥，有市民，也有知識分子，可笑的並不僅僅是四川封建政權的執掌者！周文筆下的軍閥內耗帶出了一大批你爭我奪的人物，煙苗季到，漫山遍野皆是貪婪者的身影。再如艾蕪的《某校紀事》，被揶揄的除了那位身為校長的張先生外，也還包括那裏的整個生存環境：弄堂破爛不堪，兩個漢子當街比賽撒尿，學生調皮搗蛋，食堂裏的做飯的女人隨手抓起教科書當作菜碗的墊子。喜劇性體驗不僅來自腐朽沒落的對象，也來自憨態可掬的平民，來自無知愚昧的群眾，來自落魄迂闊的知識分子自身。沙汀《一個秋天晚上》裏的所丁謝開太就傻得可樂，李劼人《請願》裏的工人學生天真得被軍閥們的幾句漂亮話就打發走了，沙汀《三鬥小麥》裏的劉述之、林如稷《調和》裏的曾有文、《過年》裏的文子良、《辦公室內》裏的科員們以及艾蕪《某校紀事》裏的教師孟平等都窮愁潦倒。對無辜知識分子的喜劇性遭遇的展示實乃自我的調侃，這種自我的調侃就是幽默，正如文子良的口頭禪：“真有點兒滑稽。”
現代四川文學的幽默諷刺效果也直接出於四川作家對巴蜀式調笑場麵的描繪。沙汀、李劼人、周文筆下都出現了不少慣於饒舌打趣的川人，以及互相取笑逗樂的情景。油大“是慣會說笑話的”（沙汀《防空》），中醫彭春山風趣幽默（沙汀《醫生》），牛柞語言詼諧（沙汀《困獸記》），巡防兵管帶吳鳳梧油嘴滑舌（李劼人《大波》），正如沙汀《淘金記》中的芥茉公爺，據說這類人“照例是喜歡多嘴的，而且喜歡惡作劇，喜歡從旁人的張皇狼狽，來覓取那麼一點邪惡的愉快。”我們看到了鄧布客、八娃子這些光棍在半邊茶鋪裏打趣丁跛公（沙汀《丁跛公》），茶客們在製作本城唐酥元和他寡嫂的香豔故事（沙汀《消遣》），剛剛娶了小的龔春官幽默地回答旁人的取笑：“你不記得四書上講過嗎？‘小’，補之哉呀！”（沙汀《龔老法團》），白醬丹和龍哥這兩個對頭竟也在茶館裏互相打趣互相攻擊（沙汀《淘金記》），劉縣長一本正經地戲弄著不諳世事卻又雄心勃勃的施服務員，與他共同探討縣政改革計劃（周文《在白森鎮》），劉三金通過與顧天成調笑，讓他乖乖中計，被“燙”了毛子（李劼人《死水微瀾》）。出現在四川作家筆下的調笑場而有大有小，大則連續不斷，你來我往，攻守兼備，小則零星片語，卻都生動地表現了巴蜀調笑的廣泛性和趣味性，人們似乎不分場合、不擇對象，隻要一有機會，就會嘻皮笑臉，插諢打科起來。調笑已經成了四川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
正是受這種巴蜀調笑氛圍的影響，現代四川的幽默諷刺也就對主觀理念有所抑製，有意縮短主客距離，讓諷刺變得更加的自然、含蓄，從而往往與生活習俗的表現融為一體。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四川文學的幽默諷刺與京派文學不無相同之處。
巴蜀調笑培養了四川作家麵對口常生活情態的揶揄、調侃心境，但我們卻又不得不生出一點隱憂來，因為，立足於生活平而上的戲謔往往也可能會流入油滑，蛻化為喋喋不休的輕浮的打趣。考察巴蜀調笑的民間文學樣式，在張官甫，安世民那些家喻戶曉的“整人”故事裏，我們就不難品出這樣的輕浮來。
所幸的在於，現代四川作家並不僅會調笑，更會作出超越調笑的理性思考。他們並沒有喪失自己的理想，沒有中止從自己理想出發所進行的否定和批判。對生活習俗的關注不時流露出川人的詼諧幽默，不過，從總體上看，這些現代四川文學還是應當歸入“諷刺”一類，這種諷刺又與左聯諷刺文學走到了一起。
對調笑的調笑
從日常生活的調笑出發，又超越調笑進入到深刻的諷刺當中，這就是對巴蜀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那麼，轉化之後的諷刺品格與巴蜀式的調笑傳統又有怎樣的關係呢？我認為，從現代四川作家的創作來看，他們是對調笑的喜劇性因素作了重新設計和征用，具體說來，就是充分利用巴蜀式調笑的生活味、自然性但又不止於饒舌打趣，而是將這些生活的嘲弄納入到一個更大的理性框架中去，生活的調笑最終指向作者對人生的深刻的把握和思考，或者，局部的人際幽默也成了作者的整體構思中的諷刺的對象。這，可以說是一種對調笑的調笑吧。
在現代四川的文學作品裏，它主要有兩個方麵的表現。
首先，日常生活的喜劇性細節往往被作家利用起來，構成揭示人格本質或社會本質的基礎。“從樸素、孤立的日常生活現象中發現隱藏在現象後麵的本質和規律，從一點而聯想到與此有關的廣泛的事物。”聯保主任的胡琴隻響起一串噪音，讓旁人聽來頭痛，但他卻“全神貫注，眼睛半閉，真像行家一樣。”這的確是相當滑稽的，但沙汀顯然不僅僅是譏笑他的琴藝，而是借此讓人們窺見這位鄉場實力人物的蠻橫和傲慢（《消遣》）。代理縣長洗臉時“把臉全部浸進水裏，拿毛巾按著原是發炎的鼻子揉搓，息裏呼呶，好像在水裏搓洗衣服一樣。隨後還要掃煙筒似的，用毛巾的一角，盡量塞進鼻孔裏去，不住轉動。”臨到吃飯的時候，他又手提一塊醃肉到處借鍋做飯。沙汀的這番描寫也充滿了嘲弄，但透過衣食住行的這些奇趣，沙汀更是照亮了這位醃攢官吏的醃攢的靈魂；在災民遍地的年代，破落不堪的他也要利用一切機會享受和施展特權（《代理縣長》）。龔春官每次赴宴，都要首先“從懷裏掏出一方手巾，攤在麵前”，說：“讓我給孫娃子帶點回去。”沙汀這裏所勾畫的食客嘴臉其實正是龔春官社會角色的寫真（《龔老法團》）。赫公館裏，幾位舊官僚在討論世界上有哪些國家，一忽兒想起“牙齒國”，一忽兒又扯到“腳爪國”，貧乏得可笑的見識證明的是他們精神世界的陳舊和封閉（李劼人《死水微瀾》）。趙麼娘戶家的早飯亂成一團，“大人小孩一窩蜂搶去，抓住菜飯就向嘴裏掏。前幾分鍾，隻聽得見飯筷嘴巴響，過此，必有兩個小孩為了爭菜而相打，而相罵，而號陶大哭；四個大人——有時是三個，也必因小孩而叱吼，而責難，而口角。”放在另外一個場合，我們對這樣喜劇性的混亂景象也就一笑置之了，但有趣的還在於：李劫人把這場喧鬧放在了一個死氣沉沉的家庭，於是，對比之下的反差倒更顯出了趙麼娘戶一家生存方式的腐朽和空虛（《好人家》）。陳分縣長向施服務員辦理交職手續，他指著那歪歪斜斜的文件櫃和陳舊的簽筒筆架慷慨許諾：“說句天理良心話，這都是我來以後，自己掏腰包做的。我拿去也沒有用，現在送給你！”周文為我們展示的當然不單是他誇大其辭的可笑，而是他作為一位深諳仕途的老官僚所慣有的優越、強橫和狡黠（《在白森鎮》）。宋七老爺傲然地穿行在他管轄的公園內，手杖輕滑地向身旁揮畫了一個小小的圓圈，可笑不僅僅在於他誇張的自得，而是一位鑽營者能夠如魚得水的社會生活實質，鑽營投機者的輕鬆暢快與抗戰生活的窘迫在這裏構成了嚴峻的對峙（陳翔鶴《一個紳士的長成》）。文子良在有錢的同學李大生那裏討錢過年的場麵也頗有點喜劇性，但恰恰是在這種喜劇的背後，包涵了一代知識分子的苦澀和一個時代的嚴肅主題（林如稷《過年》）。某位小學校長居然“帶著商人風度”和市井風範：“一手拉合著未扣紐子的藍布長衫，一手捏著一把沒蓋的白磁茶壺。”艾蕪在這裏自然也不是要調笑他的不拘小節，而是把我們的目光引向一個重要的話題：“這沒受教育的東西，也讓他辦起教育來了！”（《某校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