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日常生活場景的豐富性來說，京派諷刺長於左聯諷刺，就諷刺主題的尖銳性來說，左聯諷刺又長於京派諷刺。而我們的四川文學作品卻似乎將這兩者有所統一，較之於張天翼對“典型”的挑選和對人物言談舉止的誇張、放大，四川作家取諸生活的巴蜀調笑更加的豐富、更加的“本色”，較之於老舍有時候因沒人生活而略嫌輕軟，四川作家對調笑的再利用也更為銳利和具有批判力量。
四川人是慣於調笑的，但他們或許沒有料到，自己的調笑竟也被收容到了四川作家的諷刺世界裏，成為了另一層價值觀念審視的對象，調笑行為本身再一次為他人所戲謔。
《暴風雨前》，李劼人寫留過洋的田伯行在赫又三麵前取笑新學考試，“不管啥子題，你隻顧說下些大話，搬用些新名詞，總之，要做得蓬勃，打著‘新民叢報’的調子，開頭給他一個：登喜馬拉亞最高之頂，蔽目而東望日：嗚呼！噫嘻！悲哉！中間再來幾句複筆，比如說，不幸而生於東亞！不幸而生於東亞之中國！不幸而生於東亞今日之中國！不幸而生於東亞今日之中國之啥子！再隨便引幾句英儒某某有言曰，法儒某某有言日，哪怕你就不通，就狗屁胡說，也夠把看卷子的先生們麻著了！”“引外國人說話，再容易沒有了。日本呢？給他一個啥子太郎，啥子二郎，俄羅斯人呢？給他一個啥子拉夫，啥子斯基，總之，外國儒者，全在你肚皮裏，要捏造好多，就捏造好多。”看得出來，這位田老兄頗為自己的機智而自得，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幽默中了，而讀者呢，恰恰是在這樣的打趣裏，目睹了新學在近代中國的喜劇性命運，也目睹了最早的留洋知識分子竟是如此的苟且、油滑，如此的遊戲人生，遊戲文化，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喜劇？
艾蕪在《某校紀事》裏也提到學校黑板上寫著的一首歌謠：“張先生，耍龍燈，放牛馬，教畜牲。”這“大約是弄堂裏麵調皮的小夥子，趁人不在時寫下的。”是對學校先生和學生的嘲弄。艾蕪把它分析錄入自己的小說，當然是因為發現了這種嘲弄本身的喜劇性：一所本該嚴謹有序的教育殿堂，竟會出現這樣的“自嘲”，豈不是教育自身的滑稽麼？在自傳《我的童年時代》裏，艾蕪又敘述自己的三叔父和四叔父，說他們對念書極感頭痛，每每一有機會，就要“把書上那些莊嚴句子，盡量加以嘲笑，且自出心裁（有些也是從別處聽來的），添些可笑的語句，唱了起來。”一個唱“人之初（見三字經），豬咬豬。”一個唱：“趙錢孫李（見百家姓），狗吃花生米。周吳鄭王（見百家姓），狗偷黃糖。”一個唱：“學而第一（見論語），先生抬不得。”一個唱：“公治長第五（見論語），雞公趕雞母，趕在你們屋裏吃晌午。”這裏，固然體現了傳統教育在20世紀的尷尬，但對於打趣文化、拒絕教育的農業社會的人們來說，本身不也是愚昧得可笑嗎？
收容被諷刺者調笑行為最多的是沙汀，可以說，幾乎在他的每一篇作品裏，都包含了或多或少的川人調笑（即便是《在祠堂裏》這樣陰鬱的作品，那位趕來參與暴行的軍官還輕鬆地同鄰居開玩笑：“把戲麼？——趕快倒了尿去睡！”）在所有的調笑行為背後，我們都能夠發現那居高臨下的沙汀，他太熟悉太能把握住這樣的喜劇性場麵了，簡直就是自如自在地把玩於股掌之上，在對筆下人物的盡情的戲謔之中，滲透著沙汀更高級的捉弄和揶揄。
這裏僅以《丁跛公》為例略加品讀。這篇不足萬字的小說，從開頭到結束，到處都在開玩笑，到處都活躍著逗趣的人們，上至團總、地主，下至茶鋪裏的光棍、農民，乃至乳聲乳氣的孩子，丁跛公在外總被別人打趣，回到家來又同老婆打趣。從總體上看，這些玩笑呈現了川西北鄉鎮生活的粗野和無聊，沙汀以嘲弄的姿態玩賞著這樣的生活方式；從細節上看，每一次玩笑又折射出了被諷刺對象的某種喜劇性的精神特質，值得我們“再笑一回”。比如，因為丁跛公沒有什麼靠山，又一團和氣，所以什麼人都敢捉弄他，這背後的喜劇性恰恰是鄉鎮居民的欺軟怕硬，對於性格懦弱者的進攻，其實正是他們自身的卑怯的逆向反映，內在的卑怯性與外在的攻擊性就形成了“喜”；又如在得知丁跛公包攬獎券之後，半邊茶鋪裏的光棍們多次預祝他中獎，利用種種機會訛詐酒錢，這分明又是一種深刻的嫉妒，當嫉妒的仇恨轉化為蠻橫的“友誼”，可笑之處也就產生了；再如中獎號碼公布以後，丁跛公自以為穩操勝券了，回家與老婆打趣，問她可不可以讓他給兒子討一個“小媽”，那位鄉約娘子也正在興頭上，隨口附和道：“隻要你養得起，我怕你討十個來擺起哩！”如此的躊躇滿誌，大概是丁跛公操縱特權的一次難得的勝利吧，不過，特權之上還有更大的特權，團總周三扯皮早就對他虎視眈眈了，特權階級的耗鬥前夕的這場“空歡喜”，本身就含有莫大的諷刺意味。
對調笑的調笑，從整體上造成了一種特別的喜劇性效果。當調笑的話語第一次撞進我們的感受，我們獲得了一次喜感，這喜感來自對此情此景的某種滑稽意味的敞露，緊接著，當我們運用自己的理性意識，從一個更高的價值觀念出發對調笑行為略加思索，又會再次感到這種行為本身的荒誕性來，於是我們再笑了一回。這樣的喜劇是“立體型”的，它內部包涵了多個層麵，四川作家總在引導我們從一個較淺的層麵探入到較深的層麵，所以說，巴蜀調笑傳統的現代性轉化造成了四川幽默諷刺文學的深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