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用即創化
現代四川文學（特別是現代四川小說）常因其獨具魅力的方言土語而為人稱道。四川話和北京話一起成為中國現代文學裏最有影響力的兩大地方性語言。
我更願意把四川現代作家對方言土語的運用看作是對四川文學傳統的又一次創造性轉化，因為，無論是就方言在現代中國文學的總體命運還是四川文學中方言土語的傳統地位來看，都說明了這一點。
進入文人文學作品的方言土語似乎並不是“天生”的，再自然再真切的方言土語也是文化人的一種提煉和再製作；並且，不是在任何時代的任何條件下，方言土語都能夠順理成章地生長在文人作品之中。當代人也許可以從《紅樓夢》中發現京白，從《海上花列傳》裏找到吳語，但顯而易見，在那個時候，炮製方言土語還沒有成為文人創作的一項有聲有勢的、有明確文化目的的工作，甚至，從“五四”直到30年代，強大的啟蒙思潮也使得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尚無意更多地沒人到那些僻陋的民間土語之中，隻有到了30年代以後，方言土語才得到了我們現代作家越來越多的啟用。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麵固然得之於30年代初大眾化運動的意識形態背景，但從另一方麵看，也是現代白話在作家那裏日漸成熟，運用得比較得心應手的緣故。因為，包容了方言土語的文學畢竟還是文人文學，如果自己的這一套話語體係尚處於動搖散亂的狀態，又哪裏談得上去采擷、提煉方言土語呢。從這個意義上說，炮製方言土語大體上也標誌著文人話語體係的基本成型。有意思的是，正是在30年代以後，炮製北京土語的文學大師老舍走向了他的成熟，而炮製四川土語的幾位作家如沙汀、李劼人、周文、艾蕪、羅淑等也先後在現代文壇上確立了自己的地位。
這難道不正好說明了方言在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命運沉浮嗎？
從方言土語在四川傳統文學的地位來看，就更能說明問題了。眾所周知，因為市民社會的不發達，古老四川未能出現如江南一樣的孕育白話小說的環境，這裏既沒有出產自己優秀的小說家也沒有提供多少值得稱道的小說。如果說“小說”本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我們還不難從《紅樓夢》、《海上花列傳》這樣的古老作品中找出當時方言土語的痕跡，那麼在四川古老的文人文學裏，你注定了將是難有收獲的。不僅如此，從西漢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以降，追求文辭的華麗燦爛，走語言的文人化、雅麗化倒正是四川文學源遠流長的傳統，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巴蜀就有“好文”之風（《漢書·地理誌》）。何謂“文”？《釋名》雲：“文者，會眾采以成錦繡，會眾字以成詞誼，如文繡然也。”辭采絢麗的漢賦，其重要作家都屬川籍。《西京雜記》稱“含纂組以為文，列錦繡以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這裏以錦繡之貌摹賦，倒的確令人想起那燦爛多彩，名聞天下的蜀錦。漢以後，唐宋元明清諸代，從陳子昂、李白、花間詞人到蘇軾、楊慎、李調元，以詩詞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四川文學都是講究辭藻的。陳壽“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三國誌》）、歐陽炯“縷金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奇春豔以爭豔”（《花間集序》）之類的陳述也一再表明了巴蜀文壇的這種語言風尚。雖然同整個中國古典詩詞一樣，四川古代的這種文人創作並沒有同民間歌謠完全隔絕開來，還不時從民間吸取語言的養分，但是從總體上看，卻並不能改變古典詩詞不斷雅麗化（以致狹窄化、幹枯化）的曆史性走向。我們很難想象，在李白、蘇軾的詩詞裏會浮滿江油、樂山的方言土語！中國古典詩詞以自己超地域的“詩語”傳統和“音韻”規則實現了“華夏統一”。
方言土語的發掘和提煉隻能是20世紀以後的事，而且主要任務還必須由更為“通俗”的小說來完成。所以，當“地道”的川味語言在文學文本中出現，四川方言文化才開始為人們所看重，它標誌著的並不是傳統的繼續，倒正是傳統的創化。啟用即創化。
川語滋味
現代四川作家對四川方言的采用與整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發掘”民間文化、大眾文化的過程是一致的。除顯而易見的意識形態背景外，這種發掘表明的是知識分子對自身生存環境的複雜關懷，有批判，有反省，更有對自身生存習俗的某種陶醉和回味。童年少年時代是我們生命的初步，我們第一次睜開混沌的眼睛打量這個奇異的世界，獲得了關於生存和生命的最基本的也是最直觀的感受，以後是理性導引著我們，也逐漸抑製了這些最初的感受。於是，關於童年少年，關於童年少年時代最初的生存習慣就往往成了最深遠最幽美的記憶。四川作家也許會反感故鄉對自身生命發展的束縛，他們也許並不願意再將現實的自己交托給那狹窄的生存空間，但是在他們內心深處卻不能不為童年少年的生存習俗留下一處美好“記憶”，而方言土語恰恰就是承載這一“記憶”的符號，是曾經習慣了的那片土地的“聲音”。
最早在創作裏啟用四川方言的是李劼人。在他1912～1918年的早期作品中，就開始將方言用於人物道白，出現了“小學生好勤勞，恁早就上學了！”（《兒時影》）“你曉得麼？”（《強盜真詮》）之類的四川話，隻是，李劼人在這裏所啟用的方言並不太多，且文白夾雜，並沒有顯示出更自覺的方言追求。稍後，初期白話詩人康白情也把某些方言融入了他的詩作，我們讀到了“婆婆起來打米，/哥哥起來上坡”、“眼睜睜的把我們釘著”、“肩的肩鋤頭，/背的背背篼，/提的提簍簍”之類的言語。如果說早期的李劼人的實踐尚缺乏來自社會的對民間文化、大眾文化的支持，那麼康白情的嚐試則是得之於當時興起的新詩歌謠化運動。自1918年北京大學發起收集、整理和研究民間歌謠，到1920年成立歌謠研究會，1922年出版《歌謠周刊》，都為這一運動造成了較大的聲勢，胡適、周作人都大力倡導取法於“真詩”。以方言人詩在當時最有名的還得數劉半農，他的《瓦釜集》就由一係列的江陰方言山歌所組成。然而，無論是劉半農還是康白情都不曾憑借這些方言詩刷新中國詩壇，康白情不是以方言，而是以他創作的自由樣式掀起了郭沫若的詩情，郭沫若這位四川老鄉更不是以四川土語開了一代詩風。這似乎都讓我們正視這樣一個現實：詩歌這種文體究竟在多大的意義上可以大眾化、通俗化以至於方言化，尤其是在中國社會稀少的詩歌讀者麵前？不錯，英國有過彭斯這樣的農民詩人，他用蘇格蘭方言寫作，但不要忘了，當時的蘇格蘭農民是省吃儉用也要購買他的詩集，這就是方言詩成功的讀者基礎。此等情形在我們的現代四川和現代中國都還難以出現。這就是說，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以內，我們的現代詩還不得不是“貴族”的，至少也帶有明顯的貴族色彩，貴族可以對民間大眾的生活情趣倍感興趣，但要將話語體係置換為方言俚語卻實在困難重重！
就這樣，啟用四川方言的任務注定了隻能主要由出於“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小說來承擔。可供“愚夫愚婦一覽”的小說自然比咬文嚼字的詩歌擁有多得多的讀者，對方言的啟用也就獲得了更多的接受者和認同者。文體自身的這一屬性與前文所述的意識形態背景及現代白話的成熟等因素結合起來，促使了20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30年代以降方言土語在四川小說家筆下的大量湧現。四川作家開始傾聽和訴說著故鄉的“聲音”，品嚐著這“聲音”的滋味。
那麼，他們到底“發掘”了四川方言的什麼滋味呢？我們不妨也來品嚐一番。
四川方言首先以它特有的形象生動性吸引了我們。沙汀《丁跛公》中的丁跛公難敵眾人的取笑，喊出：“龜兒子！我要毛臉了哇……”以發火、生氣為“毛臉”，此係川語。古人有“怒發衝冠”一說，已夠生動，而川語則描述為整張臉麵的汗毛都豎立了起來，這當然更是形象得很了。川人（尤其是下層百姓）一般不慣於作長篇大段的理性陳述，他們的述說多半都要結合對具體事物的描摹，當然描摹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有對事物情勢作延伸、想象，也有抓住事物某一細部進行特寫；描摹有誇張式的，也有比喻式的。例如羅淑《劉嫂》中的傭人劉嫂自述她自身的生存狀態是：“幫人的人，一根腳杆在裏，一根腳杆在外，對的就踏進去，不對退出來，東家不行又走西家。”這是延伸和想象。周文《煙苗季》中趙得貴的二伯咒罵趙軍需官一家將來要“披襟襟，掛柳柳”，這也是延伸和想象。《煙苗季》又寫到張副官長調笑陳監印官和趙軍需官兩人：“我走到門口的時候，看見就隻你們兩個，悄悄的，在耳朵鬥耳朵……”把竊竊私語簡化為“耳朵鬥耳朵”，這是生動的特寫！此外，沙汀《淘金記》裏戴矮子抱怨物價飛漲，郭金娃館子裏的一份肉少得可憐：“你去郭金娃館子裏吃二分白肉看吧，——四角，才幾片呀，薄得來一口氣吹得上天！”自然，這就是誇張。
以比喻的方式造成敘述的形象生動可以說是四川方言的重要特色。沙汀《丁跛公》有言“鼻梁瘦來和刀背一樣”，《淘金記》裏白醬丹挖苦嗜睡的彭胖：“你的瞌睡，像是放在荷包裏呀！”這兩個比喻還算簡潔，更有不厭其煩的“複雜”比喻，如沙汀《在其香居茶館裏》邢麼吵吵喝斥勸架的俞視學：“沒有生過娃娃當然會說生娃娃很舒服！今天怎麼把你個好好先生遇到了嗬：冬瓜做不做得甑子？做得。蒸垮了呢？那是要垮呀，——你個老哥子真是！”談到沙汀的語言特色，這段話是常常要被征引的，因為它集中體現了川語對比喻的重視，連續兩個比喻，生娃娃和做甑子，形象地攻擊了俞視學不知內情卻要多管閑事。為了更貼切更細致地說明問題，四川方言往往都把本體隱去，直接描繪喻體的具體情形，使你在生動的聯想中理解了說話人所要表達的寓意，所受的感染也就更深了。如沙汀《還鄉記》裏保長羅敦五告誡兒子，“要想畜牲錢，得跟畜牧眠”，《代理縣長》裏代理縣長給懈怠的同僚打氣：“嚇，你愁什麼？瘦狗也要煉它三斤油哩！”“你難道一鋤頭就想挖一個金娃娃麼？哈哈……不要慌：久坐必有禪！”李劼人《死水微瀾》寫貧窮的曾先生討了既有錢又年輕的曾師母，“立刻就算從糠篼裏頭跳到米篼裏頭了。”《失運以後的兵》寫軍閥部隊向地方征款，有部屬建議重征，因為“這些東西，總不宜好看待的！生成貓兒心性，拔一根毛也瞄一聲，一把毛也喵一聲！”陳翔鶴《一個紳士的長成》裏宋七老爺罵前任九公公：“他不是把穀子賣給我們‘合記’碾上了嗎，後來穀價漲了，又來自己反悔，不認黃狗吃黃糖，吐出了的口水又喝轉去。”劉盛亞《最後命令》：“自己的湯元都沒有煮熟還管別人的稀飯。”類似的語言在四川作家的小說作品裏層出不窮、屢見不鮮。
閱讀這些四川文學的方言土語，也不能不對它粗直的野味留下深刻的印象。沙汀、李劼人、周文、羅淑、艾蕪等作家為我們講述了大量的四川下層群眾或基層實力派的生活情況，這些川人似乎沒有太多的曲折委婉，常常以大嗓門呼三喝四，談吐粗樸率直。李劼人《暴風雨前》裏的王大爺的女兒出嫁伍家後，鬧得天翻地覆、伍太婆找到王家論理，那知這位王大爺既不辯護，也不承擔責任，倒是大聲喊道：“親家母，你我並非外人，說句開心腸的話，你娶了我的四姑兒，隻算你運氣不好，遭著了！如今是你家的人，打由你，罵由你，處死也由你我沒有半句話說。還要我出頭管教，那卻不行！我會管教，早管好了，也不會嫁到你家去了以後才管教！”這話真是“開心見腸”了，不遮醜，不慚愧，把責任也推卸得幹幹淨淨，徹徹底底，真叫人無言以對。羅淑《橘子》裏兩個農村婦女一邊勞動，一邊談起周寡婦催債不得差點投井的事，其中一位叫三嬸子的大發議論：“到如今，誰個不是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裏？誰個又不想把別人家的大銀元弄到自己包包來，快快活活過兩天？單單曉得發財人的帳不好拖，借了他們的，哪怕你賣兒，賣女，賣肉，賣骨頭都要還。拖了窮人的帳就不怕？哼！窮人也有一條命……是周寡婦！掉手是我，三下兩下碰死在你家裏，橫順沒兒沒女的人，落得收個把野孝子來披麻帶孝送老娘上山……”這真是直言不諱地捍衛個人利益，沒有什麼虛偽的仁義，沒有什麼自我克製的忍讓，討錢可以討到以命相拚。一些四川百姓的愛情婚姻也似乎幹脆直率得有趣。如李劼人《死水微瀾》中的顧天成一把抱起蔡大嫂的兒子，大聲表白說：“存心想當你的後爹爹，”而蔡大嫂也無甚扭捏，當即聲明：“隻要把話說好了，可以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