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粗野，川人的談吐似乎也不辟淫穢，邪惡的比喻和陳述常常脫口而出。沙汀《丁跛公》引述了當地人對小城規模的形容：“立在南門城樓上撒泡尿，就會撒進北門城邊的毛坑。”《淘金記》裏龍哥對“老資格”的袍哥林麼長子鄙夷不屑：“他以為老，夜壺那麼老，還要提過來窩泡尿！”在另一處，丁酒罐罐對何寡婦的屈服似乎很有把握：“銀子是白的，眼睛是黑的，多拿幾個租金，她會連褲帶也解了呢！”以撒尿表示輕蔑，以女人和性作為逗趣的話題，這似乎是傳統中國人的通例。有意思的是，某些川人對此毫無遮擋，連含蓄的暗示也很少使用，隨時隨地，張口就來。也是在《淘金記》中，幾位煙鬼在煙館裏大談人家的隱私，何人種剛冒出一句“不要造口孽吧”，就立即被季熨鬥厲聲喝斷了，在季熨鬥看來，何人種純粹“假裝正經”：“你們老頭子就是一個騷貨，又不擇嘴，連扯豬草的都來。所以怎麼不吐血死呀！”這種“不屑”於假裝正經，理直氣壯地放肆談笑的人生態度，大概可以代表某些無甚道德自律的川人了。
對於那些四川的實力派人物來說，就不僅僅是個談吐粗直、不避淫穢的問題，他們語言的“野味”主要表現在他們那種特有的蠻橫和狂妄之上，他們敢於公開地把自己的掠奪意願闡發出來，並以此來勸說自己的同類。沙汀《在其香居茶館裏》的“毛牛肉”陳述道：“現在的事你管那麼多做甚麼哇？撈得到手就撈！”《淘金記》中聯保辦事處的司書這樣回答何寡婦討還“公債”的正當要求：“不叫你再出錢，就算好了，還有吐出來的？”真是“野”得可怕！李劼人《失運以後的兵》裏有位師長罵地方團總：“狗娘養的！講理！民國時候是講理的……”這倒頗有點“時代意識”。在另一篇《胡團長本領真大》裏，李劼人也描述了這個胡團長的“豪氣”：“我們殺人不眨眼的英雄，怕啥子報應，要是報應，我帶的過也多了，報應不到這一樁。”
川語的“野性”還把我們作家引向了一個曖昧混沌的“江湖世界”，那裏有更為豐富而神秘的行話、黑話。李劼人、沙汀對此顯然深有研究，藉此我們也有幸一睹了四川江湖語言的奇異。比如“對識”（對了麵又互相認識）、“通皮”（和袍哥會門中的人有交往，甚至就是會門中的人）、“乘火”（擔當責任）、“烊和”（大吃大喝、胡亂花費）、“上股”（托咐、囑咐）、“海頑”（恣意玩耍）、“紮起”（大力相助）“掐過眼睛”（土匪參加袍哥會門）、“入流”（參加袍哥）、“五排”（袍哥中的等級、屬中層），此外，還有“牛子”（淘金行行話、指大的鵝卵石）、“摔手”（轎夫行話、額外換班的轎夫）、“見豬不整三分罪”（賭博行話，遇到可騙的人，理應欺騙）、“扯招”（賭博行話，紙牌的一種賭法）等等。
粗直野性的語言交際難免會經常地發生碰撞、爭執，這就是四川文學中隨處可見的“吵架”。現代四川作家都比較善於再現人物對話，其中人與人之間的語言交鋒又寫得最精彩最有滋味。這裏有媳婦痛罵公婆，如王四姑兒罵伍太婆（李劫人《暴風雨前》）；有夫妻對罵，如打草人夫婦（羅淑《生人妻》）、白醬丹和他的老婆（沙汀《淘金記》）；有大街上七嘴八舌的“群罵”，如赫家轎夫與人爭道引起的糾紛（李劼人《大波》）；也有背靠家門的鄰裏交鋒，如巴金《豬與雞》。巴金在他最著名的幾部長篇代表作中，是避免使用四川方言的，《家》中的人物對話與李劼人《大波》中的描寫相去甚遠，倒似乎更近於《紅樓夢》，這表明的是巴金力圖以地方性的故事概括更有普遍性的現象這一思想；不過，在他抗戰後回川創作的諸如《小人小事》這樣的生活速寫裏，卻大量啟用了四川方言，這是不是表明，巴金還是難以排開具體生活環境對他的刺激。收入《小人小事》裏的《豬與雞》就淋漓盡致地展現了馮太太和王家小孩的一場對壘：
“你狗×的天天搞老子的雞兒，總要整死幾個才甘心！老子哪點兒得罪你嘛？你愛耍，那兒不好耍！做啥子跑到老子屋頭來？你默倒老子怕你！等你老漢兒回來，老子再跟你算賬。你狗×的，短命的，你看老子整不整你！總有一天要你曉得老子厲害。”
“你整嘛，我怕你這個婆娘才不是人。哪個狗搞你的雞兒？你誣賴人要爛舌頭，不得好死！”王家小孩不客氣地回答。
“你敢咒人！不是龜兒子還有哪個！你不來搞我的雞兒，我會怪你！老子又沒有碰到你，你咒老子短命，你才是個短命的東西！你挨刀的，我×你媽！”
“來嘛，你來嘛，我等你來×，脫了褲子，我還怕你……”
在這一場典型的市井罵街當中，川語的野性得以充分的展現。馮太太為一介女流，卻絲毫沒有在謾罵中受縛於自己的性別角色，“老子”、“我×你媽”這都是男性語言，因為男性語言更具有攻擊性和蠻橫性，所以在潑辣的“川妹子”那裏經常被任意調用；王家小孩隻是一個10來歲的孩子，但卻毫不示弱，“脫了褲子，我還怕你”之類的粗話表明了他在川語野性環境中的話語嫻熟與生理早熟。對於馮太太和王家小孩來說，這場謾罵都不需要理性、邏輯和自我評價，重要的是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語言毒箭，不加思索不加選擇不分次序地擲射過去！
大約久居於語言箭簇之下吧，一些四川人的獨白也多少帶上了“爭辯”的色彩，自我的表述總要不知不覺地捎帶上一個感覺中的對立麵，似乎隻有在與對立麵的抗爭駁斥之中才能清楚地闡發自己的意見。以川語言之，這就叫“提勁打靶”。獨白的川語常常都在“提勁”，這種語言現象也被四川作家“開掘”了出來。羅淑《生人妻》裏兩個轎夫抬轎，後麵一位提醒前頭的走慢點，口氣就有這麼的“硬”：“碰到鬼！肩膀拿給你拖得生痛，有了火還這未煩難……前而說是石廠，一個倒栽蔥跌下去……”沙汀《淘金記》裏丁酒罐罐決心加入淘金隊伍，你看他的“提勁”：“一天出不了兩把金子，我丁酒罐罐不姓丁了！隻要你幹，我鑽山塞海總來一個。一不來不算光棍！”周文《我的一段故事》裏一位科員就中日戰爭大放厥詞：“日本！那算甚麼呢？他一國也不過七千萬人！可是我們中國，單是四川就是七千萬！單是四川一省人，就可以和他拚一拚。”提勁就這樣提到了國際事務中。
品讀現代四川的方言小說，我們還將再一次的為川人的調笑而忍俊不禁。在上節中，我們就曾談到川人的說笑打趣習俗，這種習俗當然主要表現在對話的詼諧幽默當中。不過在這裏我則想進一步補充提出，可堪一笑的並不僅僅是川人的對話，他們的各種方言詞彙、諺語、歇後語，包括最粗魯的謾罵、最自以為是的提勁都滲透了豐富的幽默因素。也就是說，幽默簡直就與四川方言本身同在！為什麼呢？我注意到，善於自由聯想，四處取譬的四川方言通常都將兩種對立矛盾的因素包容了起來，並呈在同一處語境當中，這樣就貯存了精彩的喜劇性因素。比如屬於四川成語的“筋鬥撲爬”、“驚風扯火”，它們分別描述了人們趕路的匆忙和臨事的慌亂，但這種描述分明十分誇張，與人的正常狀態相去甚遠，因而諷刺意味就產生了。再如諺語“好酒好肉待女婿，好糞好料上秧田”係農家生活生產方式的質樸總結，但將酒肉和糞料、女婿和秧田、待客和施肥一並舉之，卻不無幽默。在前文所引的那些粗野的談吐，通常也是把敘述的對象醜化、歪曲到極點，提勁又是提“虛勁”，誇張和炫耀似乎大大超過了這些幹巴精瘦的四川人所能擔負的程度，於是喜劇效果便顯示了出來。最後，我還想提示大家注意川語幽默的一種特殊形態，即人物“外號”。四川文學裏不少人物都有“外號”，取外號也不分對象，上至不可一世的軍閥、大員，下至家境破敗的地痞流氓，統統皆可以外號名之。外號或取諸本名的諧音，或抓住人物的某一身體特征、生活嗜好加以放大、扭曲，以此命名。取外號本身就帶有調侃、打趣的目的。正如李劼人在《暴風雨前》裏借田伯行之口所說：“你不懂成都人的風趣嗎？比如說，他恨你這個人，並不老老實實地罵你，他會說你的俏皮話，會造你的謠言，會跟你取個歪號來采兒你。這歪號，越是無中生有，才越覺得把你采夠了，大家也才越高興。這歪號於是乎就成了你生時的尊稱，死後的溢法，一字之褒，一言之貶，雖有孝子賢孫，亦無能為力焉！”在現代四川文學裏，我們讀到了許多“外（歪）號”，如沙汀小說中的周三扯皮、幹黃鱔、丁跛公、邢麼吵吵、林狗嘴、白醬丹、丁酒罐罐、張鼓眼、季熨鬥，李劼人小說中的羅歪嘴、周禿子、趙屠戶，周文小說中的黃三痞子，羅淑小說中的老瓜，艾蕪小說中的陳酒壇子、汪四麻子、鋸子，方言劇《抓壯丁》中的李老栓、潘駝背等等。
川語文化
方言本身是一種區域文化現象。
在現代四川作家對四川方言啟用的背後，是他們展示巴蜀區域文化風貌的強烈願望，不管這種展示包涵著自我的陶醉、迷戀還是反省、批評。
同樣，其他中國現代作家對各地方言的啟用也體現了開掘各自區域文化的目的。下過，值得一提的是，在現代中國文壇上，並不是每一種區域的方言都在文學中散發出了同樣巨大的魅力，有的嚐試顯然是失敗了，比如安徽作家吳組緗的《鴨嘴澇》（《洪水》）。認真清算下來，大概最成功的實踐還得數四川作家群和北京的老舍。四川話和北京話都成了我們文學創作取之不竭的語言寶庫，它們都有著豐富的表現力。獨特的語言文化氛圍，甚至也對其他客籍作家影響甚大，“進京”的外省作家會不知不覺地在作品中摹仿北京的語言方式，而抗戰入川的不少外省作家不也把某些川語帶了回去嗎？（比如路翎）當然這還不必說四川作家也如北京人到處以自己一口的“京片子”為榮一樣，走到哪裏也難改他們那地道的四川話！有趣的是，四川與北京，在地理位置和文化發展方麵又是這樣的富有對襯意味：南與北，文化的落後和文化的發達，“西僻之鄉”與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
恐怕正是在這種對襯之下，川語才別有一番風味，我們委實可以在這裏比照一番，借以見出四川方言獨特的文化內蘊。
我們說，四川方言的首要魅力即在於它的形象生動性。這種形象生動性主要體現在它詞彙、句子的繪聲繪色，表現在它善於在自由聯想中自由取譬，將抽象的意義轉化為具體的物象活動。在四川，這叫“展言子”。那麼，北京語言的首要魅力又在哪裏呢？人們一提到北京話，立即湧上心頭的便是“京腔京韻”，所謂“京片子”就是一種“腔調兒”，是“說的藝術”、聲音的藝術。對此，已有當代學者作了十分生動的描述：
北京方言是極端依賴於“腔調”的語言。林語堂《京華煙雲》談北京話，首先是“腔調”。老舍寫那個體麵的旗人後生福海的善辭令，北京話說得“漂亮”，也不隻在措詞得體，而且腔調動聽。
“展言子”和“京腔京韻”是有著很大差別的，四川“言子”重在寫物達義的特別性、趣味性，“展言子”展開的是語義。在如何更生動地傳達語義方麵，四川方言給人印象深刻。“京腔京韻”重在語言本身的聽覺感受，強調的是語流的抑揚起伏，因為偏重語音，北京話倒是相對削弱了達義的功能，我們讀老舍筆下那些老北京的閑聊，就可以分明感覺到，這裏最重要的倒不是主人公“說了”什麼，而是“說”本身，是閑聊時那份特有的人情、氣氛和韻味。對於現場的對話者來說，這份人情、氣氛和韻味當然隻有靠他們對語音的體味和揣摩來領悟了。比如《離婚》中房東馬老太太對新房客老李的關切。
“孩子們可真不淘氣，多麼乖呀！”老太太似乎在要就寢的時候精神更大。大的幾歲了？別叫他們自己出去，街上車馬是多的；汽車可霸道，撞葬哪，連我都眼暈，不用說孩子們！還沒生火哪？多給他們穿上點，剛入冬，天氣賊滑的呢，忽冷忽熱，多穿點保險！有厚棉襖啊？有做不過來的活計，拿來，我給他們做！戴上鏡子，粗枝大葉的，我還能縫幾針呢；反正孩子們也穿不出好來。明天見。上茅房留點神，磚頭瓦塊的別絆倒；拿個亮兒。明天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