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習慣了四川言子的讀者可能會對這一段絮絮叨叨的獨白不勝其煩。從語義來看，它似乎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中心，似乎圍繞老太太對新房客的關心，左左右右，前前後後說個沒完沒了，連再見都說了兩回！當然也沒有我們通常在四川小說中所讀到的那份生動和趣味。但是，如果讓一位老北京用他特有的京片子這麼抑揚起伏地一念，那深藏著的醇厚的人情味就出來了。而這份醇厚又仿佛恰恰需要這樣漫不經心、無邊無際的絮叨才能完整地傳達出來！
與四川方言粗直和野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京話的委婉、謙恭和溫雅。同樣是平民階層，北京雖然也有過潑婦“柳屯的”把她公公“足足罵了三刻鍾”的事，但像祁老太爺、馬老太太這樣“凡事都得忍”、滿口“溫良恭儉讓”的情況，在“北平人中倒有百分之九十九”，老舍《正紅旗下》寫“滿月酒”，開席前的繁文縟節在語言上就有充分的表現，“你請上座！”“那可不敢當！不敢當！”此起彼伏，不絕於耳。就連冠曉荷、蘭東陽、高亦陀這樣的“邪惡”勢力至少在語言上也沒有代理縣長、龍哥、邢麼吵吵那樣的肆無忌憚。大赤包罵冠曉荷“放你娘的驢屁！”冠曉荷的回答倒“非常的得體”：“什麼屁不好放，單放驢屁？”北京人化解粗言惡語的巧妙，在這裏可見一斑。
四川話和北京話，一重“言子”，傳達語義，一重“腔調”，咂摸語音；一為粗直野性，一為委婉溫雅。這種差別從文化意義上加以認識，我們則可以說前者是初民文化的代表，後者是禮儀文化的代表。人類語言有自己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在初民時代，人們急於表達自己，互相溝通，於是語言便產生了。初民的語言有手勢，也有聲音，但都是為了更清楚更準確地傳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在這個時代，“語義”是首要的；以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語言的豐富和完善，除了傳達思想，語言自身也有了品味把玩的可能性，在人與人的交談中，因語音的抑揚起伏而令人陶然忘返，這是一種境界，一種文化的成熟。四川和北京一同來到了20世紀，但是各自所代表的文化發展階段卻很不相同。北京地處儒家文化發達的中國北方，自元建大都以來，已經走過了明清兩代近600年的曆史，在政治權威的拱衛之下，北京作為中國封建儒家文化的中心地位似已不可動搖。尤其是滿清統治者格外注重學習封建禮教，明令八旗弟子習誦儒學經典，一時“三綱五常”竟滲入到旗人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待人接物，言談舉止的基本規範，旗人的習俗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整個北京社會和北京平民。如祁老太爺“自幼長在北平，耳習目染的和旗籍入學了許多規矩禮路。”（《四世同堂》）北京文化是封建禮儀文化的典型；在中國文化的發展序列中，它是高度成熟的，高度的成熟帶來了這一區域中的人們對文化，對語言本身的把玩和陶醉，也帶來了各種繁文縟節之中的語言的委婉與謙和。“北京話完成著北京文化，同時又象是這文化這人文麵貌的漂亮裝潢，醒目標簽。”相反，正如我們在其他部分所曾討論過的那樣，四川因為偏居內陸腹地而遠離了王化教育，相對而言，這一區域更多地保留了封建儒家文化建立以前的初民社會的生活方式。北京人矜持有教養，四川人則粗樸率直，當然也難免有些“野性”。初民社會的初民語言是粗直的，但還沒有成熟到自我欣賞、玩味語言境界的狀態，四川人缺乏那一份閑適與瀟灑。與之同時，川語的形象生動似也可以從“初民文化”中得到解釋。初民時代的人們較之禮儀時代的人們更能向周圍的大自然敞開心靈，他們更習慣於將人情世故與周圍生動的自然物象互相比附，互相說明，這樣，川語就粘上了許許多多的山川草木、飛禽走獸，抽象的道理也被表述得繪聲繪色了。這正如列維·布留爾在闡釋人類初民的原始思維時所指出的那樣，今人的語言著力於概念表述的清晰，而初民則追求“如畫一般”的表述，“去描寫客體在空間中的形狀、輪廓、位置、運動、動作方式，一句話，描寫那種能夠感知和描繪的東西。”我們不妨可以對四川方言文學再作觀察，其中絕大多數的形象話語都與動植物和農業生產生活用具有關，如畜牲、狗、豬、螞蝗、冬瓜、糠莞、米M等等。而且愈是四川的非知識分子，這樣的“言子”就越多，《淘金記》中地痞的“言子”要比《困獸記》裏孟瑜、田疇他們多，《大波》中吳鳳梧的“言子”也要比赫又三、楚用他們多。總之，生動的言子是土地的賜予。我們當然也把北京稱為“都市裏的鄉村”，言其未脫農業文明的諸多特征，但較之於四川，北京畢竟還是中國的大都會，它所代表的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成熟階段，文化的圍牆畢竟減少了北京人奔向大自然的機會，於是，較之於川語，京白在形象生動方麵似要稍遜一籌。
川語意識
前文已經談到，四川現代文學作品裏的方言不是天然生長的，它是現代四川作家對四川方言文化的再發現和再開掘，是對四川方言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沒有作家有意識地提煉和炮製，就根本看不到有滋有味的川語。我們可以把這種在書麵文學中發現、開掘、展示川語魅力與川語文化的努力稱為“川語意識”。
方言既然不是簡單實錄的，也就需要作家作出全麵的綜合性的製作，刪除哪些，強化哪些，改造哪些，方言的道白與敘述有怎樣的關係，這可能是每一位試圖開掘方言文化的中國現代作家都必須麵對的問題。吳組緗《鴨嘴澇》創作的失敗即在於他在方言的刪訂工作上未能盡心，而老舍的成功是因為他撿除了北京語言中的生僻費解之處，務求明白暢達。正如吳組緗後來所意識到的那樣，方言文學本質上還是為了進行跨區域的交流，沒有在語言上讓讀者更多地認同，這種交流難以想象。同時，這裏也還有一個語境內部的關係問題，如果整個語言係統（包括道白和敘述）都撐滿了方言，恐怕方言本身也會在互相的抵消中淹沒掉許多魅力。沒有比較就沒有特點，方言的特點也需要在語境內部的比較中突現出來，我們隻有有意識地舍棄一些語句的方言表達，才可能突出另外一些方言話語的魅力。
這對四川方言似乎特別重要。因為，雖然四川話仍然可以劃人“北方話”的係統，且博有“西南官話”之名，但畢竟因為處地偏遠而與其他區域有所隔絕，其中的生僻語詞絕對大大多於北京話。如坐蠟、默倒、灒鈴子、灒眉灒眼、巫教、臊皮之類其他區域顯然難以明白，就是大體明白，也很不容易領會其中幽微的意蘊。所以說四川作家的方言操作也就需有一些特別的手段。
為了陳述的明白曉暢和跨區域讀者接受的方便，四川作家啟用方言的一般原則是，敘述語句較少甚至不用方言，人物道白根據不同的需要使用數量不等的方言。巴金《小人小事》、陳翔鶴《一個紳士的長成》等作品的敘述基本上都是普通話，而人物道白多用方言；周文、羅淑的四川題材小說的人物道白多用方言，敘述部分也選用了少數方言語詞；沙汀、李劼人、王餘杞的小說人物道白的方言成分最重，而敘述部分也較好地插入了不少的方言語詞。
在如何開掘方言特色同時又保證敘述的清楚曉暢方麵，沙汀、李劼人、王餘杞做的探索最多，效果也最好。首先，他們較好地實行了歐化的敘述句與其中方言詞語的結合；其次，他們找到了消除讀者閱讀障礙，展示方言幽微意蘊的方式。
所謂歐化的敘述句，主要指句子內部的邏輯聯係較強，連詞、副詞普遍采用，對語義進行了較多的限定，長句、複句也經常使用。早在省一師之時，沙汀就喜讀社會科學書籍，後來又在上海讀了大量的西方名著，李劼人更是留學法國，是法國文學的翻譯家，王餘杞也為自己“太文”的句法辯護，這都為他們熟悉歐洲文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勿庸諱言，現代中國小說的基本敘述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外國小說的中譯形式，歐化的敘述已經成了溝通中國讀者的重要基礎。問題是，在這樣的句式中如何穿插方言呢？從創作實際來看，沙汀、李劼人、王餘杞主要采取了兩種辦法，其一是在即將出現的方言詞彙前，加上“所謂”、“叫做”一類的語言或用其他符號表示，以起到限定或提示的作用，把讀者的注意力調動起來。如沙汀《淘金記》有：“（白醬丹和麼長子）兩個人是還在鬥爭著，搶奪著那個袍哥眼睛裏麵的所謂毛子。”又有：“在哥老會裏存在著一種成規：凡是破壞自己人的生活，叫花包袱，是最大的忌諱。”李劼人不時用括弧和引號加以強調說明。如《失運以後的兵》寫軍閥部隊的士兵生活，“隻管僅僅發點夥食錢，隻管僅僅吃一碗‘白眼飯’（四川一部分人的土話，無菜的飯叫‘白眼飯’）。”王餘杞也常用引號加以圈畫，如《自流井》：“恩二公愛跟野三哥‘扮燈’”。其二是普通話詞語與四川話詞語兼顧，在傳神之處使用方言。如李劼人《死水微瀾》寫蔡大嫂：“她的臉登時馬了起來，將田長子瞅著……”這裏的“登時”、“馬”是方言，用之便於生動地傳達蔡大嫂的神態變化，而“瞅”則是典型的北方話，此詞略略帶有一點輕蔑的意味，援引於此，也甚是恰當。沙汀《淘金記》的這個句子則綜合使用了以上兩種方法：“人們已經在大喝特喝起來。用當地的土語說，這叫做開咽喉，有的則在蘇蘇氣氣地洗臉……或者蹲在坐位上慢慢扣著紐扣。”它以“用當地的土語說”，“叫做”引出了“開咽喉”一語，插入了方言“蘇蘇氣氣”，但也使用了普通話“蹲”（在四川，表示下蹲本來常用“估”）。
對於道白中的方言，李劼人和沙汀、王餘杞都注意加以解釋。比如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沙汀選集》中，沙汀就對《淘金記》加了注釋，王餘杞也為他的《自流井》作了注。李劼人更是樂此不疲，這位有“古字通”之譽的四川作家對展示四川方言似乎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在絕大多數小說裏都留下關於方言的種種探討和解釋，有的小說（如“三部曲”）的注釋簡直密密麻麻，不可勝數。這些注釋有直接的注音、釋意，也有溯源考證，有對相似語詞的辨析，也有對流行謬誤的糾正，甚至為紀錄土語，他還根據語音學規則新創方言字，可謂是用心良苦了。其態度之嚴謹，探討之深入，完全不亞於任何一個方言學家的科學研究，許多注釋本身就是一則學術卡片。如《死水微瀾》中注釋“子”的“脯”：
字，也非臆造。《康熙字典》載“廣韻”雲，蘇吊切，義為切。“集韻”雲，先吊切，音嘯，義為，又載“五音集韻”雲，私妙切，音笑，義為切內合糅。現在一般都寫作臊字了。因為臊字的意義到底不同，所以我仍寫作字，即肉字偏旁，從肅字得音。
大概再也沒有比李劼人的努力本身更能說明現代方言文學不是實錄民間方言而是力圖促成一種文化的新生了。從現代語言的發展來看，文化中心城市的語言向邊緣地區滲透，普通話的廣泛傳播改造地方語言，這大概是一個無可阻擋的趨勢。在這樣的語言時代，來自各邊緣文化區域的作家是不是就無可作為了呢？如果說他們都試圖在方言文學的創造中有所作為，那麼，這種作為又如何才能確立邊緣的區域文化在中心文化中的不容替代的地位呢？我認為李劼人的方言注釋恰恰為我們在這方麵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當古老的方言經李劼人之手被重新洗刷，剔除了它身上的斑斑鏽跡，這便為它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尋找位置敞開了機會。雖然機會並不就等於最後的結果，但努力本身卻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隻有在中華民族的普遍接受和認同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說四川方言的現代魅力昭然於世了。
§§第五章 入蜀：多重文化的衝撞和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