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對四川人來說無疑是一份異常豐厚的天賜，但巴山蜀水卻從來也不是土著居民的私蓄。因為，真正的土著川人早已無蹤無跡，連續不斷的外來移民紛紛入蜀，天府天府，天下之府，巴蜀區域的物質精神產品自來就是中國人共同的財富，外省入蜀的居民同樣是巴蜀文化的接受者和創造者。也就是說，這樣的入蜀，不僅是將自身浸潤於巴蜀式的生存環境之中，而且在入蜀者的心靈深處，實際上也造成了一次多重文化的衝撞和交融。衝撞和交融的結果，便是入蜀者從他自身的鄉籍文化出發，對巴蜀文化作了再一次的翻犁和新創。
“自古文化皆入蜀”，這是巴蜀文化最引以自豪的曆史事實。曆代入蜀文人的塗抹點染為我們留下了“翻犁”巴蜀文化的最真切可感的文學圖式。河南人杜甫入蜀，感染於蜀中的政治積弊、民生疾苦，詩風轉為沉鬱悲憤；陝西人白居易宦遊川東，受惠於川東竹枝的愁怨之氣；五代文人避亂西蜀，是錦城的酣歌妙舞誘發了他們綺麗的詞風，花間詞派又可以說是西蜀文化與外省文化（如江南文化）相融會的產物；浙江人陸遊飽覽川中“江山萬裏”，又親赴抗金前線，七年有餘的蜀地生活導致了他詩歌的成熟，其宏麗悲壯的詩風就是“未嚐一日忘蜀”的結果。可以提到的入蜀文人還有唐代山西人王勃、幽州（北京）人盧照鄰、河北人高適、河南人岑參、劉禹錫與李商隱，宋代江西人黃庭堅、江蘇人範成大等等。
外省文人入蜀，這當然顯示了巴蜀文化的魅力，但同時卻又多半依賴於諸多政治因素的推動。杜甫入蜀，是為了躲避政治動亂，高適、岑參、白居易、劉禹錫、李商隱、陸遊、黃庭堅、範成大皆因宦遊而入川。我們看到，恰恰是在唐宋兩代，當中央統治或主動或被迫加強對巴蜀地區的控製之時，入蜀的文人也就格外眾多，相反，明清兩代中央政權北移，巴蜀地區被相對“拋離”，文人入蜀的現象也就相對減少了。
這也不能不說是符合了傳統中國社會文化交流的規律。
在一個專製主義的傳統社會裏，社會文化各個部門所處的地位是極不平等的。政治文化以唯我獨尊的姿態高居於其他文化部門之上，經濟從根本上受到了政治統治形式的影響（包括統治者的政策、中央政權的所在地等等），它沒有也不可能有自身的獨立發展的空間；同樣，像文學藝術這樣的精神文化實際上也是從屬於一定的政權形式的。中國傳統的專製政權決定了中國文人隻能在政治領域獲得最終的肯定，也決定了中國文人寓遊的主要地區必然是在政治統治的中心或統治者試圖施展政治影響的區域。“入蜀”這樣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取決於中央政權對巴蜀地區的關注，而並不純粹是傳統中國文人的自主選擇。杜甫入蜀，剛到廣元五盤嶺就喟然長歎：“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可見他還是對故鄉思戀不已，入蜀終非所願，不過是迫不得已。“人蜀”既然或多或少帶有點被動的性質，那麼人們對巴蜀的解讀也就主要停留在了一些外在的方麵，尤以對山川景物的描繪居多，至於巴蜀文化的特殊意蘊，巴蜀人的精神氣質終歸是較少涉及的。因為後者更需要入蜀者投入全身心的擁抱，需要入蜀者對新的生命存在有一個異常敏銳的把握和認識。而且總是有了行動的入蜀，才結果出了入蜀的文學，在蜀之外，似乎很難找到對巴蜀的眺望和思考。這也說明，巴蜀文化還沒有被中國古代的作家納入到中國文化的總體格局中進行深入的比較參照，巴蜀式的生存也沒有成為傳統中國人探尋個人生存道路時的選擇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