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進入現代以後的巴蜀又如何呢？它在中國社會的現實地位及引起人們注意的狀況怎樣？
考察這一問題，我們將不得不認真麵對中國現代社會的過渡性本質：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以內，中國社會都處於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一方麵是專製與反專製的爭奪、殖民與救亡的矛盾，這都繼續突出了政治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顯赫地位；另一方麵，啟蒙終於又讓中國文化無比深刻地意識到了精神文化在社會中的獨立價值，他們開始追問個人生存的意義，反思文化本身的結構，探尋生命內在的奧秘。來自前一個方麵的力量仍然把知識分子的步履拉向國家政權的中心地區，影響著區域間文化交流的平等性和普遍性，來自後一個方麵的力量又啟發現代文人超越生存環境的局限性，在精神領域的範疇內進行跨地區的文化觀照和文化考察；前者有意無意地繼續捍衛著大一統中心文化的主導地位，後者卻較多地解讀著邊緣地區文化的價值和意義。
中國現代社會的過渡性質及現代文化的交流態勢都直接體現在了我們所要討論的“入蜀”現象中。
在現代中國，大概再沒有哪一個邊遠地區能夠像四川這樣招引那麼多的外來作家了。當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等四川文學青年和其他邊遠地區的作家都興致勃勃地奔赴中國現代文化的中心城市北京與上海之時，可能誰也沒有想到以後會爆發一場震撼世界的民族之戰，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又會把絕大多數的中國作家不分籍貫不分性別地統統驅進巴蜀盆地，而且連這些已經衝出盆地揚名天下的四川才子也不得不再一次地退入夔門。當然，這種“意外”其實也並不特別，因為，從根本上講，它仍然顯示了政治對中國生活的巨大掀動，首先是政治的變遷，才導致了這場始料不及的跨區域文化交流。就如同當年杜甫祈求“歸吾廬”一樣，現代外省作家的“入蜀”顯然也是出於迫不得已。
不過，曆史終究也前進了一大步，對巴蜀文化本身的揭示和思考同樣也引起了一些外省作家的興趣。這些作家或者是“入蜀”後置身於四川社會生存環境中，由生存而文化，對四川區域的生態景觀及文化精神有了自己獨特的體會，或者並未真正入蜀，但卻對蜀中事物頗為關切，登高而望遠，將對四川社會的遠距離描繪作為人生探求的一部分。這都是中國古代作家力所不及的地方。如果說這種遠距離的眺望為我們描繪了一個“謎之國”，那麼入蜀的外省作家依據不同的體驗和追求，又分別展開了一幅幅“霧之都”的景象，揭示著“人之魂”的幽邃。
由“謎之國”、“霧之都”到“人之魂”大體上代表了現代外省作家由淺入深地感受四川社會與巴蜀文化的幾個層次，在這幾個層次上，巴蜀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發生衝撞和交融的情況自然也是各不相同的。現在讓我們來逐一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