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寓居日本的茅盾打算“為中國近十年之壯劇，留一印痕”，3個月以後，他為我們呈現了長篇小說《虹》。有意思的是，當時並沒有到過四川的茅盾卻把這篇小說的主人公梅女士設定為一位來自四川成都的“川妹子”，梅女士終於東出夔門，離開“謎之國”，到達上海。在這裏，茅盾用“謎之國”三個字表達了他對一個遙遠的腹地文明的直覺，而有意義的在於，這一直覺實際上又代表了其他外省作家對處於崇山峻嶺包裹中的四川盆地的基本感受。
的確，在夔門以外東部平原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相對便捷的水陸交通相對加強了人們的往來，信息傳輸也較為迅速，比照之下，倒是四川因為深居大陸的腹地深處，又為重重山巒所遮蔽而莫可知曉。蜀道之難讓出蜀和入蜀都步履維艱。謎者，混沌莫辨也。在走向世界的現代作家看來，這混沌正是自我封閉、與世隔絕的結果。於是，“謎之國”也就是封閉之國，落後之國，黑暗之國。在致《小說月報》主編鄭振鐸的信中，茅盾就把“虹”解釋成一座橋，“春之女神由此出冥國”（《我走過的道路·亡命生活》著重號為引者加）。混沌的四川社會被視作如冥國一般，大約唯其如此，方能最好地顯示近10年壯劇之“壯”吧！從這個意義上看，“謎之國”的感受又屬於了一個相對開放地區的文明對偏遠封閉地區的返顧，返顧之中，顯示了中國東部文化與西部內陸文化在發展進程中的落差。
但是，“謎”也可以有另外的感受。難以交流的封閉是一種謎，而現實觀感與曆史傳說的矛盾也是一種謎。我們知道，巴蜀以“天府之國”享譽天下為時已久，但現代的四川卻又以橫征暴斂、軍閥混戰、流民四溢而聞名中國，現實與傳說的這一尖銳的矛盾究竟當作如何的解釋呢？恐怕誰都難以立即找到答案。出於這樣的困惑，我們的外省作家似乎都比較關心現代四川的災難性現實。魯迅從“淺草”、“沉鍾”的創作裏讀到了苦難，並特別提示我們說：“凡這些，似乎多出於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難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見了。”茅盾也從周文的小說裏讀出了四川的“古怪”，他說：“讀了《煙苗季》以後最好再讀《在白森鎮》來補充，然後對於這個‘天下未亂蜀先亂’的古怪地方的麵目能夠有近乎全盤的認識。”他們也不僅僅是借評點四川作家的文學作品抒發感歎，而且還不時直接發表議論，或作想象性的描寫。這裏不妨舉出徐懋庸的雜文《神奇的四川》和許欽文的小說《神經病》。
徐懋庸和許欽文都是浙江作家，在寫作這兩篇作品之前也都沒有到過四川，徐懋庸根據報章所見，許欽文依憑他人傳聞，都在30年代表達了自己對遙遠四川的感受。“神奇”是驚歎，也是困惑。徐懋庸有感於四川預征糧稅已達幾十年之後，驚呼：“久聞四川是個神奇的世界，那裏的人民過年過得特別快，從同一紀元算起，在同一時期內，別地方的人們方到24年，四川人至少已到40多年了。”徐懋庸由如此神奇的賦稅想到了“天府之國”的美譽，於是不無諷刺地作了一名詞代換，“天府”變成了“天賦”，四川，活脫脫一個“天賦之國”，這天府與天賦的奇妙演變，不就是巴蜀之“謎”麼！如果說徐懋庸感受到了四川政治的“神奇”，那麼許欽文則感受到了四川人生存的“反常”：一個入蜀的外省人生活在軍閥混戰的槍林彈雨之中，他的四川朋友整天為妻子的神經病提心吊膽，到處求醫，直到最後，這位外省人才終於明白，原來不是朋友的妻子被戰爭弄出了神經病，倒是他那位朋友自己不堪亂世之苦，精神錯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