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與傳統的尖銳對立構成了又一個巴蜀之謎，這謎底僅僅從“封閉”中去找是不夠的，它已經指涉了現代巴蜀人的生存方式，具體來說就是巴蜀實力派的蠻橫和野蠻。“蜀中受難之早”，“天下未亂蜀先亂”，以及“神奇”的政治、“反常”的受害者等無一不是實力派無所顧忌的肆虐所致。我們曾經談到，較之於夔門以外的中國東部地區（特別是江浙、山東等地），四川的封建儒家文化積澱要淺薄得多，如果說中國東部地區的實力派統治還多少裹著一層虛偽的道德麵紗，那麼，作為西部內陸的實力派卻更加的肆無忌憚。這樣，以夔門以外的目光看來，四川社會的中世紀黑暗簡直就達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謎之國謎之國，這個“謎”產生於初民文化階段與禮儀文化階段的錯位。站在文明發展的道德秩序當中（即禮儀文化階段），初民社會的鮮廉寡恥都格外地觸目驚心，也的確有些讓人難以理解了。
“文化型”作家老舍講過一個精彩的觀點：“生在某一種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個文化是什麼，像水中的魚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去看清楚那是什麼人。”可能正是這種巴蜀之外的異質的文化素養給了“眺望”四川的外省作家以獨特的視角和價值標準。因而，他們雖然沒有親臨蜀地，卻照樣揭示了“謎之國”的某些重要的社會文化特征。在這方麵，我們不能不特別歎服茅盾的眼力和功力，他那部小說《虹》對巴蜀社會與巴蜀心態的把握頗多精彩之處。比如梅女士對四川狹窄、壓抑的詛咒，滬州師範裏那些淺薄、無聊的教員們，還有那位“提倡新思潮”又妻妾成群的軍閥惠師長，以及那些閃現的意象如夔門、書報流通處，都很容易讓我們“進入到”似真似幻的巴蜀社會。甚至包括梅行素本人，正像她的名字那樣，我行我素是其生存原則，她的口頭禪是“將來的事，將來再說；現在有路，現在先走。”這種“活潑、勇敢、直視前途”的性格與茅盾在此之前《蝕》中略顯遊移的靜女士不大相同。這，是不是也正好暗合了川妹子潑辣、熱烈的典型性格呢？
盡管如此，遠距離的眺望畢竟還是不能等同於親身的體驗。所謂社會文化品格是一種相當微妙的東西，並沒有根本脫離開我們生存的抽象的“文化”，任何文化都將直接顯示在我們具體的細微的生存環境中，文化借著生存環境來承傳，也借著生存環境來施展自己的影響。夔門之外的遠眺雖然並不妨礙外省作家捕捉“謎之國”的若幹本質，但這種捕捉又終究還是粗糙的、簡單的，因為，巴蜀社會並不曾包裹住他們，並不曾每時每刻地作用於他們的人生，刺激他們的思想，區域文化既沒有彼此軌跡相交，又哪裏談得上劇烈的衝撞和融合呢。直到1937年以前，外省作家對巴蜀文化的認識都是遠距離的比較，而不是近距離的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