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認為，我們還是不能將這些作家對四川風俗的素描和以四川為背景創作的小說、戲劇與巴蜀文化特點簡單地勾扯起來。因為，當我們認真解讀這些文學作品時，將會發現，入蜀的外省作家似乎總是把自己與巴蜀社會拉開了一定的距離，在與巴蜀自身的文化形態若即若離的狀態中進行著自己的描述，他們更多的是理性的審視，而少了一點感性的投入。
我們在大後方的遊記中找到了茅盾、鄒綠芷等人的“風俗誌”，也找到了葉聖陶、冰心的“第二故鄉情結”，但同樣不能忽視的事實是，我們也可以找出數量相當的對四川風俗的鄙夷及厭惡，找出外省作家在分析比較中建構起來的風俗批判。河南作家宋之的把川人的“搶食”寫得驚心動魄：“倘在路邊的小飯館裏打尖，就得時刻留神，要一疏忽，碗裏的菜跟籃裏的飯就會被搶光的一迅速得連說一聲‘做啥子’都來不及。”司馬計對重慶的山水和市容都很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重慶的山是為開防空洞生長的，用不著多餘的讚賞”，“嘉陵江主要讓人想起運輸的貨船”。他宣稱：“在白布纏頭、涼轎、老鼠沒有完全消滅以前，重慶還是重慶，倫敦還是倫敦。”在山東作家田仲濟心裏，八年抗戰的重慶生活是一段不願翻動的苦澀的記憶。“對於那時重慶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吃平價米，每餐總要撿出一小堆砂礫和稗子。”即便是葉聖陶自己，對“川人隨地吐痰”的惡習、對雜亂喧鬧的重慶城、對小旅館裏難以忍耐的臭蟲襲擊也照樣的大加批評。在那些以霧都和四川為背景的小說戲劇作品裏，我們也不難發現這樣的特征，就是說入蜀作家的創作盡管以四川社會為依托，但對四川本身的潛心解剖卻寥寥無幾，他們主要關心的似乎還是那些新近入蜀暫居的外省流民。流民的生存與發展、思想和情感占據了霧之都的主要藝術空間。宋之的《霧重慶》的主角是幾個流亡大學生，沈浮《重慶二十四小時》的主角是一個來自東北的流亡女青年，老舍《鼓書藝人》的主角來自北平，陳白塵《亂世男女》的主角來自南京，洪深《雞鳴早看天》寫了川北某小城旅館，但旅館的主人和女傭都不是當地四川人而是北方來客，以流民為主體的生活世界終究不等於真正的土色土香的巴蜀。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恐怕也就在“流亡”二字上。對於抗戰時期的四川來說，這些入蜀的外省作家其實都是流民，而且是一群思維方式、情感特征、價值觀念都早已成熟或基本成熟的文化流民！這批成熟的文化流民入蜀以後，幾乎就是重建了一個四川文化界，他們有自己穩定的生活圈子，在這個生活圈子裏經常出沒的也是同樣的流亡知識分子。文化對闖人者的改造是通過離他最近的生存環境來產生作用的，這些流亡作家雖然已經置身於巴蜀文化的大包圍中，但卻因為這個流民生活圈的存在而對其所在的區域文化有所阻擋。於是，抗戰入蜀的外省作家仍然還是較多地保存了他們固有的文化觀念，與他們所耳聞目睹的四川社會不無理性的“間距”。同時，對於一位被迫背井離鄉的流亡者來說，更能掀動情感的恐怕也還不是對陌生環境和陌生文化的興趣，他們最願意提起的話題，一是烽火彌漫中的遙遠的故鄉，一是流亡者此時此刻的命運和遭遇；而後者雖是發生在四川社會，情感的重心還是另有所指。具體來說，就是他們對政治環境、政治生活的重視理所當然地大於對文化環境、文化習俗的重視。我們看到，四川雖大，但並非許多城鎮都被外省作家擷取為文學的背景，至少在成都和重慶這兩個大城市裏，對政治中心重慶的描繪就大大多於對文化城市成都的描繪。除了因為重慶聚集了更多的入蜀作家外，是不是也反映出了這些作家對文學主題的特別考慮呢？
這樣說來，是流亡推動了外省作家對四川社會與巴蜀文化的廣泛描述，又是流亡阻礙了這種描述向著一個更深的層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