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任何類的概括也不能窮盡個體的特殊性，我們說抗戰入蜀的外省作家缺少對巴蜀本身的情感投入，這也隻是道出了當時的一個普遍現象，例外總是有的，而這極少數的例外卻標誌著作家對四川社會與巴蜀文化的更深入的接受。我認為，這方麵最值得注意的是路翎。
來自南京的路翎1938年人川時年僅15歲，當然，那時的他並不是一位作家，盡管他已向趙清閣的《彈花》投過稿，他甚至還沒有完成自己的中學學業，在北碚文星場、合川古聖寺，他繼續念著初中和高中，直到投稿認識胡風以前，他也未曾進入當時的重慶文藝界。實際上，即使是在認識胡風以後較長的時間裏，路翎在文藝圈的交際麵也很有限。因為學生身份的限製和後來謀生的需要，他長時間“都住在重慶附近的鄉下、煤礦區裏和市鎮、碼頭上。”更多的機會是“和礦工、農民、船夫、小商人和地痞、惡徒、惡霸地主等接觸。”
我認為我們應當特別重視路翎的這段經曆，因為它已經清楚地表明了路翎與其他入蜀作家的重要差別：這是一位在四川社會最後形成自己人生觀、世界觀的青年，是來自四川社會的感受直接推動著他成長為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而且他也無緣過著其他成年作家似的書齋生活，這就決定了他將主要浸泡在巴蜀底層最真實的世界裏。正是這一點將他從抗戰入蜀作家的普遍境遇中挑離出來，倒仿佛與四川的鄉土作家沙汀略略相似了。
所以說，在外省入蜀作家裏，可能是路翎切人四川社會、感受巴蜀文化的程度最深。路翎小說對四川社會風習的表現最為豐富，從《黑色的子孫之一》、《卸煤台下》、《饑餓的郭素娥》、《蝸牛在荊棘上》到《財主的兒女們》，他重要的作品，作品中重要的場景大多是發生在那些肮髒、破爛而人頭攢動的四川鄉鎮。酗酒、鬥毆、鴉片、對頭之間的爭奪，這都是我們在沙汀、周文、羅淑等四川鄉土作家筆下經常看到的“巴蜀意象”，而今卻是被江蘇人路翎所捕捉到了。路翎也不僅僅對這些社會風習作了敏銳而浮泛的鋪陳，更重要的是他還能透過社會生活的表層意象，開掘著這一區域的人們的精神麵貌，這樣，在對生存形態的把握當中又滲透了他對區域文化的細微體察。比如，他告訴我們，這裏的生存充滿了蠻野之氣，郭子龍、吳順廣、陸福生、黃毛這樣的實力派大打出手，何秀英、郭素娥的家庭也都鬧得不可開交；蠻野中充滿了粗俗的調笑，倒也顯示著與那些偽善的道德社會的巨大差別；這裏的女性也都這樣的潑辣、大膽乃至刁頑；而這裏的知識分子卻又如此的平庸、苟且和富有平民色彩，比如“石橋小學底初級部的教員，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這種人物在石橋鄉場上可以找到一大堆。一個男教員從前是做道士，替人家跳鬼的；另一個是鄉公所底師爺；第三個，教體育，專門會模仿女人們底動作創造跳舞。這顯然是一種奇異的、令人惡心的天才，他夢想袍哥底光榮，在不能夠加入的時候，他就冒充，以致於挨了打。”沒有對四川鄉鎮社會的深入體驗，是很難這樣從精神特質上再現巴蜀的。路翎對四川人精神品質的開掘是相當深入的，不僅為當時其他的入蜀作家所不及，恐怕也令許多的當代四川作家自愧弗如。
作為一位外省流亡者，路翎也很喜歡寫流亡、寫漂泊，但值得注意的是，與當時的流亡文學很不相同，路翎筆下的流亡者（如來自江蘇的張振山、陝西的郭素娥，來自杭州的林偉奇、湖南的左莎，來自河南與湖南的“黑色子孫”們，以及來自蘇州的青年知識分子蔣純祖等等）都投入到了四川最基本的社會階層當中，與地痞、流氓、小市民、平庸的教員打成一片（就好像路翎自己那樣），這樣，他們的生存也就不得不是巴蜀式的，巴蜀豐富的社會文化景觀將與他們同在，以致像張振山、郭素娥、“黑色子孫”這類人，我們已經很難把他們與周圍的四川社會強行分割開來了。
但是，路翎終究不是沙汀，不是周文，不是李劼人，他筆下的巴蜀和巴蜀人另有一番景象，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路翎小說對人物精神世界的強烈關注和表現。如果說路翎對四川人精神品質的表現已經觸及到了其他外省作家所很少觸及的“巴蜀之魂”，那麼，他對精神世界那種執著（幾乎近於偏執）的探求卻似乎又最終超過了文化的層麵，直追人物的生命內核，他最終要開掘的又不僅僅是巴蜀之魂，而更是人之魂。他能從一個普通農婦身上洞見原始的生命強力，把靈魂的解剖刀同時對準正麵和反麵的人物，以油畫般的效果呈現他們強烈的精神世界的騷動。而且，在這種敘述中，路翎也從來不掩飾自己對生命潛力的激賞和對反生命的邪惡世界的批判。正如胡風所說：“在這裏，作者和他的人物們一道置身在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的風暴裏麵，麵對著這悲痛的然而偉大的現實，用著驚人的力量執行了全麵的追求也就是全麵的批判。”可以揣測，路翎對原始生命潛力的發見多少得之於巴蜀初民文化的強悍之氣，但是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四川最有代表性的鄉土小說卻更加注重質樸的描寫，力避對理想的渲染，出現在四川文學中的“力”也多半是與實力派的蠻橫相連。艾蕪也表現了原始的生命活力，但那卻是在四川之外的滇緬邊境，正是在這些方麵，路翎仍然與四川現代作家存在重要差別。
探究這一差別的文化根源，我們實際上又回到了關於文化一個人的一組永恒的矛盾：文化形成了我們，我們卻總是在文化中逃亡！四川作家不能衝出夔門，就無法掙脫洄水沱的漩渦，尋找到自由的我，因而他們對於故鄉的生存不無痛苦的記憶，等返回頭來再作表現時也就常常是冷靜的。冷靜是他們自我市視的基本姿態。像路翎這樣敘寫著四川鄉土的作家，也很難直接對那充滿痛苦的現實生存意象貫注情感，傾注理想。四川作家與巴蜀文化的精神聯係更多地得從曆史、從文化心理結構的裏層去尋找；相反，路翎掙脫了自身故鄉的文化羈絆，倒在巴蜀文化的領地上獲得了自由成長的機會，雖然他對四川社會的審視也是批判性的，但“批判”根本就不會妨礙他麵對自己所“發見”的生命樣本大抒其情。四川作家對巴蜀原始生命的激賞可能會因自身文化的束縛而墮入對蠻野的膜拜（這正是他們不願看到的），而毫無巴蜀文化束縛的流亡者路翎卻敢於盡情傾灑生命和靈魂的能量。這裏所包含著的乃是不同區域文化之作家在觀照同一生存現象時所表現出來的根本差別！而路翎的意義則在於，他以一個闖人者的姿態按照自己對曆史和人的理解，成功地開采著“異域文化”的寶藏，又把開采出來的成果向著一個更恢宏也更高遠的層次升華，整個的這一過程，實際上就是巴蜀文化與其他外省文化在碰撞中實現新的融合的過程。路翎以他的文學實踐比較成功地完成了這種融合，他留給後人的啟迪是十分寶貴的。
§§結語 巴蜀派、農民派與中國現代文學
我們描述了四川作家筆下的“文學的四川”，概括了他們在文學追求方麵的幾個重要的區域特色，並參照入蜀作家的別一種“四川文學”略加比較，到此為止，我們是不是可以對現代四川文學的總體特征作一個大致的小結呢？
首先，我認為，就作家來看，現代四川作家的心理年齡都不大，他們缺少傳統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味，富有青春的氣息，對新事物十分敏感，接受較快，對舊傳統的反叛也比較果敢、迅速，他們相當靈活，善於自我調整，與時俱進。
其次，四川現代文學大體上出現了一個由抒情到寫實的演化過程。抒情和寫實都各有成就，但最終是以穩健的寫實最充分地展示了巴蜀文化的特色，並以此引起了中國現代文壇對這塊內陸腹地的興趣。值得注意的是，從抒情到寫實的演變反映在了許多四川作家的創作生涯中，而且這一演變又大都是在抗戰前後完成的。
第三，就四川文學的抒情性來看，四川的詩歌和具有濃鬱抒情意味的小說主要擔當了這一抒情使命。四川文學情感豐富，激情、溫情、傷情兼而有之，既有雄大磅礴之貌，也有濃麗繁豔之色、悲戚動人之態。但有時缺少必要的深沉和幽邃。
第四，就四川文學的寫實來看，其內容特別的豐厚，不同的作家為我們描繪了內陸腹地的生存百態，耿介的農民、潑辣的女性，蠻橫的實力人物，缺少道德自律的市民，灰色的小知識分子，以及那不乏茶鋪、煙館、麻辣小吃的熱騰騰的鄉鎮及亂哄哄的城區。鄉村和鄉鎮是“文學四川”的“質地”。在讀解四川的時候，四川文學是冷峻的、客觀的，最冷峻、最客觀的創作一般就是現代四川文學成熟的上品。當然，它也不乏幽默諷刺，但這些幽默諷刺的笑料又多半來自筆下人物放縱的自我表演，是他們真實表演的可笑，內陸腹地的中世紀野蠻本身就是充滿喜劇性的，這似乎並不需要我們作家過火的調侃和戳擊。在寫實藝術中，“故事性”仍然特別為四川作家所看好，許多四川作家都是善於在小說中“擺龍門陣”的。當然，如此一來，可能在作家個人的思考和哲理提升方麵就略顯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