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個方麵大體上概括了現代四川文學的區域追求。自然，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裏，這些追求各有側重，但愈是較多地彙聚了這些追求，作品的區域特色也就愈加濃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所謂的“京味”小說、京派文學、海派文學，我們也不妨把包涵在這些區域追求中的文學旨趣稱為“巴蜀味”，將包涵著較多巴蜀味的四川文學稱之為“巴蜀派”文學。如此衡量，郭沫若可謂是個性氣質與抒情型的“巴蜀派”，沙汀、李劼人、羅淑、周文、王餘杞等可謂是個性氣質與寫實型的“巴蜀派”，艾蕪小說傳奇與寫實兼而有之，傳奇亦來自他對巴蜀社會的痛切之情，可謂是融傳奇與寫實為一爐的別具一格的“巴蜀派”，巴金呢，他遊走在脫逸鄉土與返顧鄉土之間，也有川人的個性氣質，可謂是半個“巴蜀派”。
提出“巴蜀派”一詞並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想借此深入闡述這一區域文學派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獨特價值。為了與其他區域的中國現代文學相區別，我在這裏再對寫實型的巴蜀派補充幾句，因為他們最鮮明地體現了現代四川文學的區域文化特點。我們說中國現代文學三個十年的曆史是由來自不同區域的作家共同書寫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每一個區域的作家都固守了自己的鄉土體驗。為了生存和發展，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曾遷徙乃至流亡，行動上的遷徙和流亡終於又轉化成了精神上的遷徙和流亡，而且在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和民族戰爭的洗掠之下，他們的鄉土也可能無法保持原有的完整和純粹了。
浙江作家茅盾不單寫了浙江農村（《農村三部曲》），更寫了大都會上海，寫了大後方的四川。曹禺生長在天津，但《原野》寫的卻是山村；許地山來自福建，他的創作卻不乏北方意象；丁玲的鄉村生活小說《阿毛姑娘》的背景並不在老家湖南而在杭州附近，鬱達夫是浙江作家，但他對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的興趣顯然大於他對區域的興趣；魯迅的《故鄉》、《風波》、《祝福》有浙東鄉土的色彩，他也一直被我們看作是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的首創者，但顯而易見，浙東鄉土並沒有局限魯迅的大學視野，魯迅是在廣闊的中國現實和深遠的曆史長河裏運行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相當多的中國現代作家都不曾受縛於自己故鄉的生存景象。他們早早地從鄉土意象中超越了出來，在一個更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層麵上發現和提煉著藝術形象，他們與各自的區域文化的聯係是潛伏的、曲折的，有的甚至就很難確認，比如丁玲、周立波與湖南文化的關係就是這樣。
中國現代鄉土文學最鮮明地標示出了作家與各自區域文化的關係。如王魯彥、許欽文、許傑與浙江文化，台靜農與安徽文化，沈從文、廢名與湖南文化，趙樹理與山西文化，蕭軍、蕭紅與東北文化等等。不過，我們也可以發現，這些鄉土作家的創作也是複雜的。一類如王魯彥、許欽文、許傑、台靜農、彭家煌，他們也不是全神貫注地發掘著區域文化的體驗，作為小說家他們還有其他的成就。王魯彥抗戰以後流徙華中、華南時的創作主要受抗戰熱情的激蕩，追求傳奇性和現實性的結合；許欽文、許傑對知識分子題材，台靜農對“時代的先知”，彭家煌對家庭題材都同樣充滿了興趣。二類如沈從文、廢名、蕭軍、蕭紅與趙樹理。在描繪各自的區域風俗的時候，他們滿懷情感，也特別投入，但這種描繪本身卻別有所指。應當說，以描繪區域風俗的方式傳達自己對人生和生命的感受與記錄區域風俗時將情感和思想寄寓其中是有微妙差別的兩種區域文學追求。我感到，這一類作家更接近前一種追求。趙樹理對山西意象的擷取明顯是在階級鬥爭思想的嚴格指導下進行的，“濃重的‘山藥蛋’味並不完全是由區域性因素決定的。”蕭軍蕭紅要在東北大地上煽起生命的蓬勃大火；沈從文則表白說：“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裏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
在中國現代各區域的文學創作中，四川算得上是對鄉土題材最專注的地方之一。雖然有的四川作家也沒有完全局限於自己的區域感受（如郭沫若、巴金），但無疑這一地區專注於故土描寫的作家還是相當多的。幾位著名的小說家如沙汀、李劫人、羅淑、周文均在此列。這幾位作家都或長或短地在上海生活過，但李劫人、羅淑卻毫無“海”味，周文最著名的小說也不是寫上海的，沙汀的初期創作有“海味”，但他後來的自我否定卻格外的堅決徹底。而且，在描寫故鄉風土的時候，四川作家的冷靜和客觀是十分明顯的，這與沈從文、廢名、蕭軍、蕭紅、趙樹理大為不同。冷靜客觀的結果便是區域意象自身獲得了較多的保留，是一種更加“本色”的藝術呈現。我認為，四川文學作為“巴蜀派”的最顯著的特征就在這裏。
“巴蜀派”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這種獨特性其實很早就引起了理論界的注意。在40年代中期文藝界的那場“主觀”、“客觀”的爭論中，“巴蜀派”文學的主要代表沙汀就曾被當作了“客觀主義傾向”的代表，不管這“客觀主義”有怎樣的貶意，也不管這種評價對沙汀是不是全麵的，但“客觀”一詞的確部分地凸現了沙汀創作的特色。1945年，楊晦也是從沙汀創作中悟出了並立於京派海派之外的藝術選擇一農民派。楊晦說：“從前，不是頗吵過一陣京派海派的問題嗎？其實，這中間正有著一個農民派的問題，卻不為人所注意。”“沙汀不但是醉心於農民的題材，他的也正是農民的性格。他跟一般在農村社會裏生長的人們一樣，曾經在一個狹小的區域生活慣了。習於那種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看的更深一點，更久一點’的生活方式。然而，卻正因為他的這種鄉土氣氛，才把這在偏遠內地所謂川西北的社會情形，給全盤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農民派”的“派性”顯然就在作家對特定鄉土麵貌的表現和他們表現風格的質樸和“本色”上。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鄉土作家並不少，但楊晦特意將沙汀與“農民派”相聯係，這是不是因為沙汀身上那種特別顯著的區域氣質引起了他的注意呢？
沿著楊晦先生的思路，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現代各區域文學中，四川文學的確是比較完整地體現了“農民派”的特色。這是由四川這一內陸腹地文明的特殊性所決定的。農民文化是一種封閉的自成格局的文化。現代中國雖然從很大程度上講都還是深受著農民文化的影響，但不同的區域，農民文化的濃度和完整性是不一樣的。相對而言，沿海地區和東北受到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較深居內陸的四川要大得多，區域的封閉性也被撕開了不少，八年抗戰更將大半個中國攪得天翻地覆，恰恰是四川，既較少受到工業文明的“海風”襲擊，又避免了侵略者鐵蹄的直接踐踏，所以相對地保持了區域的封閉性和農民文化的完整性，“一切照舊，一切都暗淡無光。”這顯然就是像沙汀這樣的作家集中精力表現農民的最堅實的區域文化基礎。沙汀盡情地寫著農民，寫著出身於農村的灰色的知識分子；羅淑也寫著農民，寫著農民式的鹽業工人；周文筆下的軍閥和官僚們的耗鬥實際上也來自於農民文化的狹窄和僻陋；李劫人筆下的成都隻不過是鄉村與鄉村之間的集市（一個最大的集市），赫達三既是城鎮的官僚、又是鄉下的紳糧，“鄉下人”顧天成、顧大嫂（鄧麼姑）在這裏進進出出，保路運動一起，四外鄉村立即陷入到無政府狀態，真正呈現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麵。農民文化以及建立在農民文化基礎之上的鄉鎮文化是現代四川作家最大的藝術依托。雖然“巴蜀派”的創作未必都以農民和鄉鎮為題材，但它卻以其他區域作家難以比擬的專注成為了現代中國“農民派”文學的中堅。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當充分重視“巴蜀派”獨特的文化價值。在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中，北京、上海和四川似乎代表了三個互相對應的文化發展狀態。上海“海味”十足，既充斥著現代都市的商業文化、消費文化，也往往成為革命力量的策源地，它代表的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從經濟到文化的最活躍的一端；北京雍容大度，悠閑自得，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和穩健，較之上海，它少一些激進而多一些人文關懷，但卻難以掩飾那種傳統重負之下的頹敗之態，北京代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進行艱難的理性對話的層麵；四川卻因為深居內陸腹地而較少受到現代文明的侵襲，它更多地也更完整地保留了中世紀時代的種種景觀，它的落後和野蠻，局限和潛力。可以說這是中國現代文化發展中一個被“冷落”了的角落。與文化發展的這三種狀態取著大致的對應，我們便讀到了“海派”文學、“京派”文學和四川的“巴蜀派”文學。所不同的是，“海派”和“京派”並不僅僅是由上海作家和北京作家創造的，它代表的是一種中國文化的旨趣，是各地“下海”和“上京”的作家共同努力的結果，甚至也曾裹挾了一些四川作家，如巴金，而“巴蜀派”卻基本上是在四川一個區域形成的，這樣倒是把區域文化的特色集中了起來，通過對讀“巴蜀派”與“海派”、“京派”文學，我們將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複雜性，以及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心理嬗變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