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幕式
李星明（主持人，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各位老師，下午好！由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聯合主辦的“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現在開始。首先，我們請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教授致辭。
葛兆光（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致辭儀式，我隻是說一個開場白，就是我們為什麼開這樣一個會。我自己的研究重心是中國思想史，但是我到了複旦大學創辦文史研究院，一直不太願意開思想史的會，是因為怕太突出自己的個人風格，所以一直拖到現在。去年，李焯然教授跟我們提出，我們兩家合辦一個會，剛好我們兩人的興趣都在思想史，所以我們現在才來辦這個會。這是我要說的第一句話。第二，我一直在強調一點，世界上各個地區、各個國家可能對思想史的興趣都在淡化，唯獨在中國大陸，思想史一直非常受人關注，這是一個很詭異的現象。我兩年前在日本的東京大學做過一個報告，後來這個報告用日文發表在今年的《中國——社會與文化》雜誌上。
我講到了中國大陸思想史研究的興盛，第二天，日本思想史學會的幾位教授跟我討論了五個鍾頭，說為什麼你們興盛，我們不興盛。這個問題讓我也想了很久，後來我又收到黃進興教授的一篇文章，專門討論思想史如何衰落的。可是，我針對他的話告訴他，思想史在西方可能是很衰落了，但是在中國還是很興盛，所以，今年我又用這個主題在普林斯頓大學講了一次。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在中國大陸，思想史研究仍然是一個很具有活力的領域。第三，思想史研究在中國大陸的興盛，除了一些大家心知肚明而不能太多去講的原因以外，還有一些跟思想史領域最近這些年的進展、變化以及它帶動其他領域的變化是有關係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大陸，正如林毓生先生講的那樣，習慣於在思想文化中來解決問題，同時，傳統中國又有求道的習慣，而且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有些話必須通過曆史來表達。在中國，思想史承擔了很多這樣的責任和義務，所以它會很興盛。但是，同時它也給曆史學領域帶來了一些影響，我把它歸納成三點。一是重返古層，就是說它不僅僅是懸置在精英的層麵，而且回到了一般思想和知識的基層。二是擴大邊界，它也帶來了真正的跟政治史、社會史、知識史、藝術史融合的做法，這個做法越來越被大家接受，這次我很高興看到我們文史研究院的三位發言者，一個從藝術史講，一個從音樂史講，一個從禮製史講，都可以看出來思想史在不斷延伸它的領域。第三，我覺得用一個詞講，就是發現四裔，中國的思想史研究逐漸開始走出漢族中國的範圍，開始與周邊各個國家的思想史有所交集。我所說的這些可能是思想史仍然受到大家重視的一個技術上的原因。最後，我要講一個感慨。胡適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可能就是沒有寫出完整的《中國思想史》，來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相比，但是，胡適的遺憾並不因為侯外廬寫出了《中國思想史》，或者誰誰誰寫出了《中國思想史》而消失，因為他有一整套對於思想史的想法。我們的思想史麵臨著改變和發展的契機，我覺得這次我們能夠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一起辦這個會，我們非常高興。我想，我跟李焯然教授的興趣比較接近，所以，我們合作起來辦這個會。我們找了這樣一個地方，關起門來，是為了便於我們討論。
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李星明：接下來，我們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李焯然教授講話。
李焯然（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我沒有準備講什麼話。剛才葛院長談到，我們一年多前就有這個想法，辦一個思想史的研討會，以閉門的方式，讓年輕學人發表他們的想法，交流意見。文史研究院曾經舉辦過一個談民間信仰的會，請了一批年輕的學者，也是一個小型的會議，辦得非常好。後來，書已經出版了，書名為《民間何在、誰之信仰》。所以，我們當時的想法也是辦這樣一個會，讓年輕的學者有交流的機會。在新加坡，我們有一批年輕同事，畢業自我們的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等不同背景，從不同的切入點做跟思想史有關的研究。在文史研究院，也有一幫年輕有為的後起學人在做思想史研究，我們覺得可以坐下來一起談，不預設什麼框架，從個人的研究體會去檢討和回歸思想史研究的方向、方法。在籌辦的過程中，文史研究院幫忙做規劃、安排會議細節的事，由朱溢博士來負責，他做得非常認真。本來初步的想法是每個人都寫一個發言的大綱，談一個想法，會中可以公開討論，討論完後回去再寫文章。但朱溢做得非常認真，後來大家被他逼著每個人寫一篇完整的論文，給了我們很大的壓力。我們很高興能夠跟葛老師一起討論思想史的問題，自從他的思想史大作出版後，對研究思想史的中國學者影響蠻大的。2003年，我請了三位在思想史研究方麵有成就的學者到新加坡參加小型的研討會，一位是溝口雄三教授，一位是葛老師，一位是陳啟雲教授，希望通過對談的方式交流思想史研究的心得。當時正好是“非典”發生時，葛老師和陳老師都“勇敢地”赴會了，溝口老師因故不能來，最後隻有兩位參加。那次以後，我們還是對思想史非常關心，希望製造交流的機會。假如說思想史在沒落，其實它還不如斷代史麵對的困境。現在學術界一般都說我做社會史，或者思想史、藝術史，沒人會說做斷代史，因為斷代史是“古老”的、不夠“時髦”的。
所以斷代刊物越來越少，有被淘汰的命運。我覺得，斷代史才真的是開始沒落了。反之，思想史最近幾年在學術界有不少爭議和辯論，火花蠻多的。這次會議雖然是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合辦，但是感覺好像是兩家人的聚會，兩家人的親戚朋友都來了，蠻溫馨的。我們是一個閉門的會議，目的是讓大家有一個自由輕鬆的討論，這是很難得的。文史研究院成立不到四年的曆史，但是辦了許多有分量和有影響力的活動，給學術界的感覺好像已經辦了四十年。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合作，上一次合作是從周邊看中國，我們這次是第二次合作，應該還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感到非常高興，希望兩校的年輕學人日後有更多合作的機會，也感謝文史研究院的大力支持。
（掌聲）
第一場討論部分
呂妙芬（主持人，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我們現在開放討論，這場從小議題到大議題很多，請大家把握時間。
葛兆光：開頭總是要沉默一下。（笑聲）誰都不願意伸出頭來批判。
孫英剛（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要不然就從我開始吧？何老師這篇文章，提出來什麼是真正的思想史這個問題，這確實有很大的啟發性。何老師說到底是文本體現的知識精英的思想是真正的思想史，還是說這種普遍的觀念、一般的常識是真正的思想史？再引申過去的話，我想是從治思想史的方法和議題來言，有的做思想史的人，如果作為精英的思想史，往往是說古人的話，實際上是在講自己的思想。另外，就是人文關懷了。我想還有一種是曆史主義的，我們回到曆史的真實去，到底當時的思想狀況是什麼？何老師提了個例子非常好，就是《何學論》這麼一個以小見大的題目。我不知道何老師有沒有更多發揮的？就是關於精英的思想，有的時候因為精英的思想確實顯得超前，甚至我們可以說它隻是那種自言自語的話，或者是說似乎我們看不到他對思想潮流的影響，對社會大勢的影響，甚至這些思想在他本人思想的發展脈絡中，我們也難以這麼定位。何老師對方法論有什麼更多的發揮？
第二個啟發呢，我想就是何老師提到的道、經，作為兩套似乎是並行的追求道還是追求經學的學術係統，似乎一直沒有中斷，這是一個很好的分析方法、分析架構。那麼，以知識本身而言，他如何被定義為知識分子，一個士人如何被稱為士人？那往往就是說因為他擁有一些知識。那麼在特定的曆史時段，他擁有什麼知識能被定義成士人？這就是說他的文化知識憑借，我想這個變遷是比較重要的。不論是道學還是經學，我們用西方的概念來說，似乎都並不一定歸結為知識。在這方麵，何老師有沒有發揮的？並行不悖地同時追求道和追求經，對我們以前的曆史認識是有些衝擊的，因為我們以前一直認為是有一個更替的。
另外，許先生的文章抨擊了很多曆史機會主義的做法，特別是山西地方的這個河汾道統，當然我是絕對不認同河汾這種構建起來的所謂道統。但是，河汾之學在5世紀到6世紀確實是非常重要。並不是張岱年提出，實際上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是錢穆先生寫的，就是《論王通》。他論南北儒學之精神，明顯是偏向於北方，他認為王通之學這種經世致用思想導致最後北方能統一南方，然後做了很多發揮。那個文章，我認為確實是寫得很好。比如說貞觀那些重要的大臣，像魏徵這些人，都是王通的學生，他們肯定不會認為自己是理學什麼的。如果把河汾之學在5、6世紀學術與政治中這麼重要的地位考慮進去的話，那麼說您的這個研究，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變化？
呂妙芬：我們先收集題目，這樣比較能給大家節省時間，就是我會給各位留三分鍾，還有沒有？請大家把握時間。
魏月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係）：我有一個問題想請問何俊教授。
之前和學生一塊讀《近思錄》，當時讀到《顏子所好何學論》部分文字，感覺文中較注重的是“學”的實踐問題，因此並沒有從知識的結構思考，究竟程頤試圖想要建立怎麼樣的知識體係，今天我覺得非常受啟發。不過，我有一個疑惑，程頤在這篇文章提出一個以道為主的知識體係，可是程頤對孔子所讚賞的顏子的學問形態，似乎還是有一點保留。程頤提到顏子的“學”，隻說他勉力而為，還沒有到達聖人之道，因為他無法真正做到知識融化。從程頤所要表達的知識結構來看，他是具有一個判準，那他所提的“聖人可學而止”，究竟如何才是“止”的理想境界？
呂妙芬：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許齊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我們可以發問嗎？
呂妙芬：可以，可以。
許齊雄：我要請教昌偉一個問題，你這個文章我是第一次看。你提到了王慎中和唐順之，這兩位仁兄在1540年討論薛瑄從祀的時候，都是持讚成的態度，而且在那個時候，他們提出了一個重點，就是明儒成就的定義在於實踐，是實踐的呈現，而不隻是理學思想的發揮。他當然受陽明學派的影響，跟這種希望文道合一、知行合一的東西也許是相關的，但是我還不是很清楚你對王慎中circle範圍的定義到底有多大？你能不能再討論一下？然後，這個circle的定義到底是什麼？你如果討論一些明人對曾鞏的再評價，這裏麵到底有誰，除了這兩位仁兄以外？然後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錯過的一個問題就是，文道的合一或者說他們知行合一的追求跟剛才何老師談的兩種知識形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這個我順便也要請教何老師。您認為那是兩種知識形態嗎？從文獻的知識到求道的知識。那麼到明儒的時候，當他們在談知行合一的時候，您覺得在他們心目中，還是把它們當成兩種知識形態嗎？當然，在程頤的時候也許是不一樣。但是，我們做明代思想史的人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是不是還可以把它當兩種形態處理，會不會有新的發展？還是應該尊重他們覺得是一回事這樣的立場？謝謝。
葛兆光：我向何俊先生提一個問題。你之所以會把程頤的這篇文章拿出來作為很重要的話題討論，顯然是因為，據說胡瑗當時“大驚”，這是一個。第二個呢，是朱熹和呂祖謙把它收到《近思錄》裏麵去，說明它重要。然後，第三個就是馬一浮對它也做了非常重要的肯定。我們覺得，這當然都很重要。我也理解，你講的兩種學問形態，後來顯題化為尊德性和道問學，而且可以放在當時的曆史語境裏麵，是科舉俗學和追求真理這樣一個差異，這我都沒有意見。問題是這樣，程頤是不是最早把這一個論述變成一個重要話題的？或者說，如果這兩種知識的衝突是之前就有的，它的重要性就不那麼大了，對不對？
可是，以我們的了解，儒家傳統裏麵始終是有這種衝突的，到了韓愈，仍然是原道、原學，它仍然是有兩種不同的知識形態。所以說，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這篇文章提出的重要性、提出的話題的重要性，究竟是在當時就是很重要的，還是你們這些後來的思想史家把它顯題化並且提出來的？（笑聲）因為這裏麵涉及你下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真實的曆史”和“真正的曆史”的問題。在真實的曆史裏麵，它真的有那麼重要嗎？或者它並不重要，但在你說的真正的曆史裏麵，它是不是被重要化了呢？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涉及站在曆史學角度和站在哲學史或者是思想史角度的區別。我認為，我們現在的思想史家和哲學史家常常把古人可能並不是那麼顯題化的東西，顯題化為一個重要話題，然後就構成了你所理解的思想史的鏈條。有沒有這種可能性？依我看，我不認為這篇《何學論》在當時會這麼重要，你已經把它重要到什麼地步了呢？重要到“皇祐二年不再是無關緊要的一年了，實際上它成為下啟此後道學的重要時刻了”。（笑聲）這個重要性，我很懷疑是你們“建構”出來的。我把這兩個問題連在一起，前麵是你論述的《何學論》的問題，後麵是你講的真實的曆史和真正的曆史的問題。
吳震（複旦大學哲學學院）：那麼我接著葛老師的話說，也是對何俊先生的文章的一個感受。我想要問他一下，就是說關於真實的不等於真正的，真正的不等於真實的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問題，你在報告的時候隻是把這個問題拋出來了，以便引起我們討論，但好像你自己沒有一個完整的論述。（笑聲）葛兆光：我本來想問他一個問題，就是逼他到牆角的話，真實的曆史為什麼不可以是真正的曆史，真正的曆史為什麼不可以是真實的曆史？
吳震：你對最後一部分的問題能不能再花一點時間闡發一下？能不能告訴我們你現在的想法，為什麼說真正的不是真實的，真實的不是真正的？
葛兆光：另外，我還想請教一下許先生。我是覺得，一個學派的形成其實是有賴於三個方麵。第一，當然是他有沒有核心的經典和核心的思想，是吧？
這是毫無疑問的。第二是有沒有明確的師承和組織。更重要的是第三個，有沒有對手。如果沒有對手，不成學派了。我覺得薛瑄所謂“河東學派”，之所以很難成立，有可能是他們提出的話題並沒有那麼非常明確地要挑戰什麼人，別人就不會對他有太多的辯駁。所以，他很難劃清自己的邊界，也就不大能夠形成學派了。
吳震：關於學派的問題，像呂妙芬老師就陽明學派的建構寫了很多。陽明學派作為一個學派比較明顯，剛才葛老師講的三個標準，他們都有。我要補充葛老師一點，就是還要看他們有沒有活動，這個活動包括兩個方麵。一個是寫作的活動、撰述的活動，另外一個活動要涉及他們彼此之間身份認同的活動。
你跟我是朋友，還是你跟我是敵人，也是在互動範圍裏麵。在陽明後學中間，這個互動相當重要。如果缺了這一部分的話，你就不知道你是哪一派，我是哪一派。
葛兆光：我總覺得薛瑄不是那麼有意識地想去當領袖，你看韓愈，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代領袖，是他好為人師，然後就組織一大幫人，然後就照顧這個，照顧那個，傳授給這個，傳授給那個。我記得呂老師在她寫的那本書裏麵也強調，王陽明不光有思想，他還有事功。再加上他又有一大幫弟子，那他當然就形成學派了。
董少新（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因為時間不太多，我就問何老師一個問題。何老師在文章末尾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我覺得蠻有啟發性的，而且他也認為這些思考隻能留待每個思想史研究者自己體認了。所以，我就想問一下何老師，對自己提出的這些問題，有一個什麼樣的立場或者觀點？
呂妙芬：還可以提一兩個問題。
李國彤（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曆史係）：我有一個小問題，是關於方法論的問題，我從昌偉和齊雄的發言中受到了一些啟發。我來得比較晚，沒有時間看你們的論文，所以我沒法就文本討論。剛才李老師也談到了斷代史的衰落，我們在討論思想史，昌偉討論的問題也是文學史和思想史的一個跨學科，齊雄講他是做宗族史，還有什麼族群史，還是與思想史的一種交叉學科。
我認為這不是一種思想史的衰落，而是吸收其他外來的新鮮的方法，把思想史變得更加活躍的一個趨勢。你們兩位在這方麵做了很多的研究，是不是可以把你們自己的體會和感受更多地告訴我們？
呂妙芬：如果沒有其他問題，我們先讓他們三位回應一下。如果有時間，我們可以最後再提問。
何俊（杭州師範大學國學院）：三分鍾要回答這些問題？太難了。（笑聲）我想英剛，還有葛老師，還有幾位提的一些問題，實際上有一些重合的部分，我就合起來講。我講到的就是所謂真實的思想事實和在思想家呈現的時候是不是就變成我的書寫對象，就是所謂真實的和真正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思想史的研究或者在其他曆史的研究中，其實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要說思想史，就是哪怕一般的曆史也是這樣的。今天在這個屋子裏，有這麼一幫人，在幹這些事，出了門之後，我們再回過頭來講這段話，描寫這個情境的時候，我相信每個人的描寫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客觀的事實的曆史隻有一樣，但是說出來的曆史就變成多樣了。盡管每個人在說的時候都說，我當時是親曆者，我講的是事實，但是我以為這個所謂曆史主義的立場是一種標榜，是一種表明知識的客觀性、知識的科學性、知識的可以驗證性。所以我個人以為，從絕對的意義上來講，所謂的真實的思想史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相對的意義上來講，我們能夠把當初曆史的實際情況說出來，這又是可能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得一部好的思想史的著作，當然應當首先要滿足這種相對的客觀性。所以我們在講這段宋代曆史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說明當時大部分的士人可能考慮的是俗學的東西。但是，我們也不能夠回避有那麼一些了不起的人，他們提出了超前的思想。但是，如果僅僅隻做到這一條的話，我認為這樣的思想史著作仍然是二流的思想史著作。因為一流的思想史著作，必須是在這個相對的客觀基礎上來表明書寫者的關懷，就是所謂的人文關懷，他對曆史的關懷。我讀到葛老師在普林斯頓的演講稿之後，馬上給葛老師寫了一封郵件。我為什麼對這個報告有興趣呢？葛老師說為什麼思想史在西方衰落，而在中國仍然那麼重要？其實，講來講去，他的潛台詞，因為思想史是可以引導中國人的，今天中國社會的走向，人的生活，它應當基於怎麼樣的一種價值重新思考。如果隻是一個曆史的問題，我們未必說一定要關心思想史。我完全可以關心那時候怎麼喝茶，那時候怎麼樣住房子，現在大家都過著小康社會什麼的。那時候不開汽車，但那時候怎麼坐車的？我們可以討論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還有人去關心那些人怎麼去思想？顯然他有價值關懷。所以，我認為一流的思想史一定是在這個層麵上來講的，這是我對這兩者問題的看法。當然這個分寸很難把握住。所以這是我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