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先生，乘蔣夫人到美國，最好請孫夫人宋慶齡先到蘇聯去，這樣可以提高我國的政治地位。”
陳布雷擺擺手說：“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請孫夫人到蘇聯去，我看辦不到，估計蔣先生那裏是通不過的。”
王芸生說：“孫夫人不能去，那麼是否可以請孫科院長去？”
陳布雷點點頭說：“孫院長去這個方案可以考慮。”
王芸生很興奮說：“布雷先生，你也讚成我這個意思，我就去征求孫院長的意見。”
王芸生找孫科征求意見，又把孫科同意的意思告訴了陳布雷，他說：“孫院長很痛快地說，蔣委員長要我去，我就去。”陳布雷一聽，低頭不語，歎了口氣。事後，他給王芸生寫了一封簡短的信，肯定了王芸生關心國家命運的做法，然後竟然說：“我如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人，隻能從一而終了。”
王芸生感到很吃驚，陳布雷竟然把自己比作“貞女從父”“決不二嫁”。王芸生也感到很難過，覺得陳布雷受封建愚忠思想影響太深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是，精神行將崩潰的陳布雷卻在自己臨死前勸別人切莫自尋短見。有一天深夜，張道藩來看他，神色疲憊，陳布雷問：“何以如此委頓？”
“先母棄養，國難家仇，交相逼迫，加以病魔纏身，以致灰心喪氣，真不想再留世上。”
陳布雷正色道：“你是否尚認為你是總裁的忠實信徒？”
張答：“當然”。
陳布雷又說：“你知道總裁對於‘自殺’的人見解如何？”
張答：“總裁認為自殺是一種不應該有的怯懦行為。”
陳布雷歎了口氣說：“這就是了。你平素是很勇敢堅強的，為什麼現在有這種念頭？我的身體大不如你，過去偶爾亦有此種念頭，但一想到如此做了不特示弱於人，倘身後世人發生種種無聊的誤會，豈非於總裁有害。因此，我也隻好再鼓起勇氣生活下去，以求盡一己之所能，為黨國求貢獻，聽總裁之驅使。你正當盛年，應善自排遣，善自保養，精神身體，自會早日恢複，為黨國、總裁應做之事甚多，千萬毋作輕生之想……”由此可見，雖然已知道國民政府大勢已去，但由於忠君觀念作祟，陳布雷竟然仍壓抑自己的真實想法，希望他人仍為蔣介石賣命效忠，真是一大悲哀也！
1948年11月8日，蔣介石在中央黨部紀念周發表演講，一方麵痛斥主和派是公然向共產黨投降，一方麵宣稱自己能挽回頹勢，收複失地。陳布雷站在蔣的身邊，他的發言聽在耳中，痛在心頭。蔣的表態決定了陳布雷的最後命運。活在這位近似瘋狂的主人身邊，陳布雷隻會受到更多的折磨，脆弱的他已不堪重負，隻能通過死亡來尋求解脫了。於是，便發生了開篇的那一幕。
臨死之前，陳布雷留下十餘封遺書，其中有一封這樣寫道：
人生總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
倘使我是在抗戰中因工作關係（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長江舟中）被敵機掃射轟炸而遭難，雖不能是重於泰山，卻也還有些價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實在緊張，積勞成疾而死，也還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而今我是為了腦力實在使用得太疲勞了，思慮一些也不能用，考慮一個問題時，終覺得頭緒紛繁，無從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複一日，把急要的問題，應該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戰時體製）一天天拖延下去。著急盡管著急，而一些不能主動，不但怕見統帥，甚至怕開會，自己拿不出一些主意，可以說我的腦筋已油盡燈枯了。為了這一些苦惱，又想到國家已進入非常時期，像我這樣，虛生人間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棄之心，雖曰不謂為臨難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勝痛苦焦憂（所憂者是自身委實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處，這將要誤事的。我之所憂，並不在大局，中華民族有正義的力量，隻須大家團結，大局不足憂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義上，是一種極不可恕之罪惡。
天下最大之罪惡，孰有過於“自暴自蘖而自了”者，“對國家對家庭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我此舉萬萬不可為訓，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視我，責備我。
但我這一個念頭萌動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裏痛苦時，常常有“終結我的生命吧”的念頭來襲餘之心。此在三十一年（1942年）、三十二年（1943年）、三十四年（1945年）之春之夏均有類似的情形，並已做了種種準備，終因健康稍稍好轉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思慮，則生命便失其意義。沒有意義的生命，留之何用。
現在我真是衰老疲憊，思慮枯澀鈍滯到了極點了。就是一部機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歸於廢舊的，何況有形的身體。
最近常想國家是進入非常時期了，我輩應該拿出抗戰的精神來挽回困難。但是我自問身心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們，其分心經濟，精神頹散，不免影響工作。要像當年的振奮耐勞，亦不可得，而客觀形勢的要求，十倍艱難，也十倍複雜於當時，然則如我者，將何以土皇帝處？
某日會與立夫（又常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須：
（一）使我有好身體。
（二）領袖對我隻有幾多分量能挑起來有大體的認識，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戰時候一樣。
（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個準備，然後我這一顆心，才定得下來。
但是看樣子我的身體是無法好起來的，我此心永遠在痛苦憂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渾”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個人著急所能濟事的。”又說：“你何必把你責任範圍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慮著急。”這話有至理，然我不能控製我的腦筋。
家人嚐勸我：“你這樣的衰弱情形，應該讓領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驅策了。這也是不錯，但我何能在這個時侯，瑣瑣地去絮煩領袖呢？”
想來想去，毫無出路，覺得自身的處境與能力太不相應了，自身的個性缺點，與自己之所以許身自處者。
六十老人得此極不榮譽之下場，隻有罪愆，別無可說。
我隻有一句話奉勸各好友與同誌，乘少壯精力旺盛時，速為國家為人民加緊作最大的奮鬥，莫待“老大徒傷悲”。
通過這封遺書，陳交代了自己自殺的兩個原因，一是身體已壞到極點，油盡燈枯，不堪忍受，故選擇一死；二是國家已處於生死存亡的非常時期，自己作為一個廢人，已不能再對國家盡力，辜負領袖期望，有失眾人之托，所以隻求一死。陳所列兩個理由，看似合情合理，但其實都是次要原因，而故意未提及其隱衷。畢竟這封遺書是要經過蔣介石過目的，稍有出位之言辭，都會牽連親人朋友。陳布雷自然隻能十分話說五分，欲言又止。
不妨聽聽陳布雷助手程滄波的解釋：
先生之死，不是看透人生的消極自殺，以求解脫；亦非有負領袖，有負黨國，有虧職守，而一死以明心跡的自棄的愚忠者之所為；更不是從政本非所願而擺脫不了以死求一了百了；實在是抗戰勝利後，大敵雖除，大患又起，而國人醉生夢死，因循苟安，觸目心傷，心中抑鬱，難乎自解。接近布雷先生的朋友，在他生前終想替他解憂。後來我深深明白，布雷先生的憂，是無法解除的。因為私憂可以解除，公憂是難於解除的。布雷先生終身之憂，不關個人的窮通利達，而終朝戚戚的，是天下國家之憂。他憂天下國家之憂，他憂領袖之憂，天下國家之憂無窮，領袖之憂無盡。仁人君子，又豈能有一日之歡？“君子有終身之憂”，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寫照。他的憂時憂國，可絕不是消極與悲觀。此在他許多遺書中可以窺見。
的確，陳布雷是死於公憂，而非死於私愁。陳布雷之死是個人與時代共同釀造的一出悲劇。他這一代知識分子，雖然已接受了民主、自由的近代資產階級思想，但畢竟腦海中還殘存著濃厚的封建正統觀念。一旦在某種環境的催化下，這種正統觀便會複活。具體到陳布雷，他既有中國傳統士人那種關注現實、積極入世的精神，也有自己的政治理念，然而這種精神、理念必須借助於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方可實現。誠如許紀霖先生所言：“中國的‘道’欲實現其自身，必須對象化，必須投射於‘勢’，體現為‘勢’，轉化為‘勢’。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縱然在於‘弘道’，但‘弘道’的現實途徑唯有‘擇勢’。”於是，陳布雷在經過權衡後選擇了蔣介石。然而，並非一次選擇就可以萬事大吉，準確無誤。如果發現自己依托的政治勢力並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就應該義無反顧地重新“擇勢”。這其中並不存在什麼背叛君主、賣身投靠的罪名。因為作為一名現代知識分子，他的責任與使命在於為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去奮鬥，四方遊說，而不是再重複古代士大夫從一而終、忠貞不貳的老路。而生性懦弱溫和的陳布雷卻如同中了正統觀的魔咒一樣，即使心裏麵出現過掙紮、反省甚至自我否定，但卻始終無法徹底掙脫性格缺陷和封建觀念的束縛，以致最終走向末路。
不應該參與政治，卻身處政界中樞；不應該選擇蔣介石，卻一生效盡愚忠；不應該不識時務，卻整日裏做著言不由衷、違心地替領袖圓謊的工作。就這樣，陳布雷從充滿希望到漸趨失望，由彷徨痛苦到麻木無奈，再由崩潰絕望終至選擇死亡。一個極度矛盾而淒慘的民國文人的末路悲劇在1948年11月13日畫上了休止符。陳布雷雖然已遠離人間，不過他的死並非代表一切業已結束。至少，它預示著新一代知識分子們對其人生悲劇啟示意義反思的開始。陳布雷生前曾對人說：“政治，太肮髒了！”但自己竟像一名吸毒成癮的人一樣，一邊苦口婆心地告誡他人離毒品遠一點，一邊卻拿起注射器向自己的胳膊上紮去，這是一幕多麼令人不解的場景啊！然而，陳布雷這麼做卻不是矯情虛偽，而實在是身不由己！恰恰這一點正是我們所要思索的：如何才能在“弘道”與“擇勢”之間求個平衡，如何保證自己為信念而活，而不是做他人之工具。最後再囉嗦一句：切莫做當代的陳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