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雅人甚有趣，麵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後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雲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也粘著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
——周作人
1928年11月29日，午後，天色陰沉，安徽省安慶市，一場驚天動地的好戲即將上演。
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到安徽省府所在地安慶視察工作。此時的蔣剛剛把黨政軍大權一並緊握在自己手中，位高權重，好不風光。一路上“歡迎領袖”之聲不絕於耳，蔣介石聽在耳中，爽在心頭，別提有多得意了！
不過，剛開心沒多久，就有一件頗為棘手的案子擺在他麵前。幾天前安徽大學有學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中學鬧事，事情鬧得很大。蔣介石立即要求召見代行校長職權的安徽大學文學院主任劉文典問話，並責令他盡快懲處肇事學生。
沒想到劉文典根本不吃蔣的那一套，他心想：“我劉文典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能對我呼之而來，揮之即去！我師出名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的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建功，學術有成。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來到蔣的跟前，劉連聲“主席”都不願喊，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此事內容複雜，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調查清楚之前，我不能嚴懲肇事學生。”蔣介石聽了，勃然大怒：“你這‘新學閥’橫行，不對你撤職查辦，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
看見蔣介石扯起孫中山的大旗來壓自己，“老革命”出身的劉文典也被激怒了，隻見身著灰色棉袍的劉文典“嗖”地站起身來，從容應答：“提起總理，我和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學生雖說風華正茂，但不等於理性成熟，些微細事，不要用小題目做大文章。如果說我是‘新學閥’的話，那你就一定是‘新軍閥’！”
身為黨國領袖的蔣介石平日裏都是萬人追捧、讚美不絕，哪裏聽過這麼刺耳的聲音，自然怒不可遏，猛地站了起來，用力拍了一下桌子，指著劉文典的鼻子大吼：“瘋子！瘋子！給我押下去！”
話音未落，幾個警察便將劉文典五花大綁，押到安徽省政府的後樂軒中監禁了起來。
好一個劉文典，不僅敢於“觸龍鱗”，還麵無懼色地在龍屁股上狠狠地“擰”了一把，實在是狂得夠可以！難道是“章太炎”靈魂附體不成？
以彼時彼人彼事同此時此人此事相對比，國學泰鬥VS軍閥頭子，大學校長VS獨裁首領，這是何其的相似！真令人懷疑章、劉二人那種不畏強權、率性而為的魏晉風骨是否乃一脈相承？
言歸正傳，如此有骨氣的學人受難，自然招來社會的一致同情，不少人紛紛運動起來，替劉文典求情。加之蔣介石本沒有像袁世凱那般陰險小氣，隻想讓劉文典吃點兒苦頭而已，於是很快便下令放人。
1928年12月5日，劉文典恢複自由身。據說，當來人打開後樂軒的閣樓門，懇請劉文典下樓回家時，劉死活不肯出來，還大聲嚷道：“我劉文典豈是說關就關，說放就放的！要想請我出去，請先還我清白！”來人哭笑不得，隻得好言相勸，劉文典方才善罷甘休。一場風波，總算了結。
劉文典後來跟馮友蘭說，當蔣介石將他囚禁的時候，他已經做好了殺身成仁的心理準備。不過他知道蔣介石沒有正當理由，也不會輕易動手，“我若為禰正平，可惜安慶沒有鸚鵡洲。我若為謝康樂，可惜我沒有好胡子。”“禰正平”指三國時期的禰衡，一首《鸚鵡賦》傳誦千古，才華橫溢，魏晉風骨，卻死在莽夫粗人黃祖刀下；“謝康樂”是南朝著名詩人謝靈運，一生放浪不羈，屢受陷害，被宋文帝以“叛逆”罪名殺害。
此後，原來名聲已頗大的劉文典更加受人追捧，儼然成為民主鬥士、自由旗幟，學界、文壇道德之標杆。當然，“狂人”的外號也從此不脛而走。
那麼劉文典這個“狂人”是如何煉成的？其狂人事跡又有哪些？似乎目前人們對劉的了解僅限於一些零散的逸事趣聞，而對狂人的人生脈絡缺乏梳理。既然“我狂故我在”，那就讓我們回到他生存的時代，去領略這道另類的民國風景。
三位“狂”師傅
說起劉文典之“狂”，不能不先說說他的三位“狂”師傅。這三位“大爺”，俱為民國響當當的人物，而且個個性格突出，行為怪異，用今天的話來講：“都不是善茬兒！”劉文典的那股子狂狷氣大半拜這三位師傅所賜，他也由此成為民國狂人遺產的繼承人。
劉的第一位師傅乃近代安徽有名的革命家陳獨秀。1906年，劉文典進入安徽公學讀書，而陳獨秀也恰恰任教此地，於是劉得以充分領教陳獨秀的那份狂勁。
陳上課海闊天空、激情四溢，時不時地就點評時政，臧否人物，“革命”“民主”“自由”諸如此類的話語在當時被視作“禁忌”的詞語頻頻由其口中冒出。可以說，劉文典最早的革命啟蒙，當是從受教於陳開始的。
更令劉為之傾倒的是陳獨特的授課模式。陳獨秀在課堂上不拘小節，有時一邊上課，一邊撓癢。什麼綱常名教、師道尊嚴，全不放在眼裏。堂下鴉雀無聲，學生個個聽得津津有味。受陳獨秀的影響，學生寫作業時也常冒出“新”思想。一日，陳獨秀批改作業，見一個學生作詩“屙屎撒尿解小手，關門掩戶圈柴扉”，不禁哈哈大笑。他用毛筆在一旁批了“詩臭尿腥”四個字，然後又加了兩句詩“勸君莫作詩人夢，打開寒窗讓屎飛。”
正是在陳獨秀這位人生導師的指引下，劉文典由一個懵然無知的青年變作激進愛國的戰士，此後幾年，劉加入同盟會，主持革命報刊、參與革命暗殺、組織武裝起義、發起新文化運動，成為一名功績卓著的“老革命”。也正由於這段輝煌的經曆，劉文典才得以在同蔣介石“發飆”時挺起腰杆、底氣十足。
命運無常，人生難測。“五四”之後，陳獨秀繼續為革命事業東奔西走，其間也犯下不少錯誤，走過許多彎路。而劉文典則漸漸遠離政治、一心學術，成為象牙塔裏的“得道高僧”，寫下了許多傳世巨著。二人似乎沒了交集，不再往來，成為兩條並排而列的平行線。
不過，其實劉文典內心深處一直惦念著這位恩師。1942年5月，陳獨秀病逝於四川江津。知道此噩耗後，劉文典深深地歎道：“仲甫是個好人，為人忠厚，非常有學問，但他搞不了政治——書讀得太多了！”知師莫若徒，劉此言頗有幾分道理。
曆史又往往存在一些不可捉摸的巧合。陳死後，其遺骸歸葬於安慶北門外大龍山麓，而1958年去世的劉文典的墓葬就在安慶懷寧高家山上，兩座墳墓相距不過幾公裏。
劉文典那個時代的教育，新舊雜陳，就拿師生關係而言，當時還是比較推崇師傅帶徒弟的傳統模式。具體說來，從老師角度而言，他可以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自主招生”。一旦發現好的讀書苗子，不管其家庭背景、社會地位、年齡大小、教育程度等因素，喜歡誰就可以將其納入門下，這可跟當下的教育體製大相徑庭。現在的大學教育，老師（即使是碩導、博導）所謂的自主招生反而受到許多條件的限製，即使遇到一個自己心儀的學生，如果他入學考試成績不佳、或是個人歲數偏大、要麼身體健康存在問題，就會被無情地刷掉，破格錄取的機會微乎其微。而從學生角度而言，如果真想拜某位德高望重、水平頂尖的大家為師，那就必須執弟子禮，入門時三拜九叩，進門後則必須恭恭敬敬、聽從教誨，端茶倒水、服侍恩師，這也同目前的情形相去千裏。現在的師生關係無非兩種，一種是“雇傭關係”。比較“牛X”的導師每年招生無數，臨到畢業都不知道究竟誰是自己的學生。而他的主要任務便是提著皮包四處走關係、拉課題，實驗室偶爾一遊，大酒店日日造訪，腦子漸癟，肚子變大，科研能力每況愈下，交際水平穩步攀升。老師叫不上學生的名字，卻把拿到的課題分給手下的學生去做，做不完不準畢業。學生淪為苦力，起早貪黑為導師賣命，最後他拿“大頭”，自己撿“零頭”，所以私下裏學生們稱老師為“老板”（當然每次開學或畢業時，這位“老板”會很闊綽地請各位在校“員工”吃頓大餐。相對於山西黑煤窯的那些老板，“人情味”多了）。另一種是“主仆關係”。請注意，這裏的“主”是指學生，“仆”是指導師。相信不少人讀至此處不禁大吃一驚，筆者何出此言？堂堂大學教授怎會成為仆人？其實在下並非故作驚人之論，此情況在目前大學亦十分普遍。在這種“主仆關係”之下，導師往往是一門心思撲在學術研究裏的老實人。然而老實人總是受欺負，學問雖然做得不差，但其社會交際能力跟那些“老板們”相差甚遠。於是拿不到大課題，拉不到大讚助，皓首窮經大半輩子，住的還是筒子樓，騎的還是自行車，一年到頭去不了幾次館子，家裏書多錢少，整個一窮酸書生。在目前市場經濟大行其道的風氣之下，這種“衰”導師自然會受到學生的“鄙視”。一沒權，二沒錢，學生跟著他讀書，愈發覺得前途暗淡，於是不上進用功，而去忙於賺錢。而身為導師，又不能不管學生，於是就會出現一幕幕導師追在學生屁股後麵求他們好好念書、發表論文的黑色幽默。
應當說，傳統模式雖然陳舊，但有其合理之處，老師盡心，學生用心，書卷氣濃厚；而當今體製也算“科學”，不過有些偏離初衷，導師鬧心，學生離心，市儈味充斥。
說了這麼多題外話，其實是想隆重推出劉文典的第二位“狂”師傅——清末民初的傳奇人物劉師培。
劉師培，一個備受後世爭議的人物，其人其事本書已有專文，故不再贅述。關於“二劉”是如何相識的，不妨聽聽劉文典的自述：
這個中學校就其實際說來，竟是一個“排滿主義”的傳習所，請了一位“排滿”排得最厲害的經學大師來當教員。這位先生是現代數一數二的鴻儒，經學、小學、文學都到了登峰造極的地位，就連比起餘杭章先生來，也隻能說是各有所長，難以分他們的伯仲。我那時候正是抱著“饑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的思想，在學校裏“談排滿”“談”得最起勁。做國文那就不用說了，地理、曆史、倫理的課卷上總硬要扯上幾句“排滿”革命的話，所以這位先生也就最得意我，叫我到他家裏去讀書。他教人的方針隻有八個字，就是“寢饋許書，鑽研蕭選”。我初見他的時候，他就問我對於這兩部書用過功沒有。我說我全然不曾看過，他就先把這個教我。這時候學校裏的功課不完備極了，教英文的是個洋行小鬼，教數學的也不大高明，至於物理、化學、生理、博物、音樂等類的功課，竟是時有時無。曆史、地理也是這位國文先生代授。他講起曆史來，隻顧搜羅許多的異說，並沒有什麼統係，編上古史竟用起羅泌的《路史》、馬驌的《繹史》的辦法，講到畢業，中國史才講到秦。講地理也是“……考”“……說”居多，要不是曆史、地理的專家，難以得著益處。所以可學的唯有國文，其餘的功課要學也是無從學起。我於是拿立主意，委務積神地專學國文了。從此就和近世科學完全脫離關係，硬著心腸去“抗誌慕古”，這位先生也就越發賞識我。
“二劉”從此惺惺相惜。劉文典於是遵循古時拜師的路數，準備禮金，三拜九叩，成為劉師培膝下的得意門生。如果說，陳獨秀是現代體製意義上的公共課老師，那麼劉師培則仍是傳統教育模式下的師傅。除去每日的大課外，劉文典還可以享受“小灶”，單獨赴劉宅聆聽教誨。劉文典從這位“狂”師傅身上學到的“狂”氣更多的是來自於學術方麵。在劉師培的悉心教導之下，劉文典打定了“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的信念，不但做起文章來要“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就是平常寫起字來，也故意寫得古古怪怪的，表示他懂得“古”。譬如，“劉文典”這三個字，“劉”字不見《說文》，是不寫的，定要寫作“鎦”字；“典”字的古義從竹，便硬要加上個竹字頭。同時他又敢於疑古、敢於否定前人，注重個人學術風格的塑造，逐漸打下了紮實的國學根基。
雖然劉師培廣博的學問令劉文典欽佩不已，但其中途變節的政治活動卻實在讓身為弟子的劉文典惋惜不已。常言道：“道不同不足與謀”。跟隨劉師培一段時間後，劉文典決定投身革命，於是他打點行裝，東渡扶桑。
20世紀的最初幾年，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主戰場雖在中華大地，但其策源地和司令部卻是位於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當時，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都常駐東京，積蓄力量、指揮起義，而他們重要機關報刊《民報》的主編章太炎也正在這裏宣傳革命、講演國學。
毫不誇張地講，這個時候的章太炎，其大名已是聲震華夏，冠蓋亞洲，絕對是世人心目中的學術泰鬥、革命元勳、道德楷模，毫無疑問地成為眾多留日學生拜訪求學的首選。而初來乍到，劉文典已經將拜師目標鎖定在章的身上。不過，先前劉師培同章太炎之間曾經發生過極不愉快的事情，於是劉文典擔心章太炎會因此事而不收自己為徒。不過，“即使不能侍奉膝下，能睹其大師風采也好啊！”於是，劉文典鼓起勇氣，去章太炎住處拜訪問學。
那時章太炎住在日本東京小石川區，門口有一個小牌牌，叫作學林社。劉經朋友介紹，去拜見他。章先生一身和服，從樓上走下來。劉作自我介紹之後，就說明來意，要拜他為師。章問劉文典：“你從前拜過什麼師？讀過什麼書？”
劉文典明知道他和本師劉師培先生已經翻臉，但是又不能不說，心裏躊躇了一下，隻好說：“我自幼從儀政劉先生讀過《說文》《文選》。”他一聽劉文典是劉先生的學生，高興極了，拉著劉文典談了幾個鍾頭，談話間對劉先生的學問推崇備至。他忽然又想起來說：“是了。申叔對我提到過你。”
從那天起，劉文典就成為章氏門中的一個弟子了。
拜師之後，劉文典幾乎天天去章太炎的住處向他請教，聽他講解研究經學、小學的方法。“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學生卻極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樣。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隻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須，笑嘻嘻地講書，莊諧雜出。”
眾所周知，章太炎是出了名的民國第一號“狂人”，諸如“章瘋子”“民國禰衡”之類的外號舉不勝舉。而他的“狂”又別具特色，與劉文典先前那兩位師傅的“狂”頗為不同。章骨頭硬、說話直、膽量大、不怕死，從他身上依稀能領略到“竹林七賢”那種蔑視權貴、放浪形骸、追求真理、不拘小節的精神，故以“魏晉風度”來定義章太炎這種“狂”似再貼切不過了。而章太炎大鬧總統府的一幕正是其“魏晉風度”的巔峰之作。而正是不打折扣地繼承和發揚了恩師的這種風度，劉文典才能夠在時隔16年之後爆發，將堂堂國民政府主席罵得大失常態，讓人有“章太炎靈魂附體”之感。
而章太炎知道此事後，逢人便誇自己收了這麼一個好學生。並不顧病軀，寫下了一副對聯送給劉文典，聯曰：
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上聯借用嵇康喜歡服食五石散的典故，告誡劉文典不要過多吸煙（劉文典有愛吸鴉片的嗜好）；下聯則是借用禰衡擊鼓罵曹的典故，誇獎劉文典敢罵蔣介石。
既然稱其為風度，自然除卻剛勁的一麵，還當有其柔和的一麵，也即俗話常說的寬容。而章、劉師徒二人營救劉師培一事則是其寬容麵的最好詮釋。
辛亥革命勝利後，端方被殺，劉師培自然也難逃懲罰。1912年1月11日，章太炎與蔡元培聯名在《大共和報》上登出《求劉申叔通信》，試圖與劉師培取得聯係。這封通信在報紙上連登數日，內容說：
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古今，前為宵人所誤，陷入樊籠。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難測。如身在他方，尚望先一通信於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
很快，一個消息得到證實：劉師培已被四川資州軍政署拘禁。劉文典很是焦急，生怕老師會有個三長兩短，於是匆忙丟下手頭的事情，專程去拜望章太炎，懇求他拍個電報給四川都督尹昌衡，“放申叔先生一條活路”。
看到劉文典心急火燎的模樣，章太炎哈哈大笑，拿出一份早已擬好的電報稿，遞了過來。劉文典低頭一看，心頭一熱，隻見電報上寫著：“姚廣孝勸明成祖：殿下入京，勿殺方孝孺，殺孝孺則讀書種子絕矣。”正細讀間，又聽章太炎歎了一聲：“申叔若死，我豈能獨生？”章老爺子的一紙信函果然威力巨大，四川方麵痛快地答應放人，不久劉師培安然出獄，繼續從事國學研究。劉文典也更加欽佩章太炎的為人，決心終身跟隨這位“狂”師傅學習為學做人。
當然，拜了新師傅，並不意味著劉文典與劉師培的關係完全疏遠。實際上，直到劉師培1919年11月20日病逝，劉文典依然是其晚年最為信任的得意弟子之一。有一年過節，劉文典遲遲沒有登門看望老師，弄得孤獨落寞的劉師培在家裏放聲大哭：“連叔雅都不理我了！”劉文典聽人說起後，趕緊匆匆買了些糕點，看望老師，並鄭重地磕頭行禮。
劉師培逝世後，扶柩送劉師培回故鄉揚州的正是劉文典。1920年冬，劉師培歸葬劉氏祖塋。劉文典盡了作為弟子的最後一點義務。
陳獨秀的革命豪情、劉師培的學術霸氣，加上章太炎的魏晉風度，劉文典一一耳聞目睹，又統統照單全收，並且消化殆盡，融為個人風格的一部分。有這三位狂人的真元之氣護體罩身，劉文典焉能不狂？並且狂起來便終身一發而不可收拾。
兩尊“真”偶像
劉文典生前常說：“我最大的缺點就是驕傲自大，但是並不是在任何人麵前都驕傲自大。”那究竟在誰麵前一向以狂人老大自居的劉文典都不敢喘口大氣，說句瘋話？除了以上三位恩師之外，想必也唯有這兩個人可以鎮得住劉文典，一位是“我的朋友胡適之”，一位是我的同事陳寅恪。在劉的心目中，胡、陳二人絕對是自己貨真價實的學術偶像，兩座望之息心長歎的學術最高峰。
先說說胡適。自從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胡適便“暴得大名”，以火箭速度成為學界明星，加之他善於交際，人脈極廣，逐漸有些學壇盟主的模樣。而人們則以認識胡適、見過胡適，甚至讀過他的書為榮。“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已成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學界、文壇裏的流行語，以表示自己很有身份、有品位、有路子。可以說，“胡適之”三個字在當時是一塊滾燙的金字招牌，亮出他的名號，好多困難都可迎刃而解。
一向清高孤傲的劉文典自然同那些好名逐利的俗人們不同，首先，他對胡適的學問十分欣賞，視作自己今後學術研究中值得效仿的榜樣，但又不過分迷信。畢竟胡適的學問是開風氣之先，難免存在粗疏欠妥之處，故劉文典發現後都是毫不客氣地一一指出。其次，劉文典更把胡適看作自己的大哥，有困難時就會毫不客氣地向胡求助，請他幫自己打通關節，以利於自己學術研究的開展。而胡適自然是“英雄惜英雄”，每次都伸出溫暖的援手，幫助劉文典渡過難關。
1917年，劉文典赴北大任教。當時北大強手如雲，而年紀輕輕的劉文典自然入不了各位高人的法眼，因此頗受歧視。同仁們的鄙夷聲時常在劉文典的耳畔縈繞。劉文典逐漸衍生出“懷才不遇”的情緒，更堅定了他想盡快寫成一部力作，以揚名立萬，奠定學術地位的決心。1921年，他給胡適寫信，訴說這種內心的憤懣：“典在北大裏，也算是背時極了。不如典的，來在典後兩年的，都是最高級俸。照章程上的規定，授課時間之多少，教授的成績，著述及發明，在社會上聲望等四個條件，除末一條外，前三條我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總是最低的俸。錢的多寡原不算什麼，而麵子上卻令人有些難堪，所以典實在不想幹了，隻要別處有飯可啖，這個受罪又背時的Professor，典棄之無異敝屣。”
“棄之無異敝屣”，當然隻是一時的氣話。那時候，他拿五級教授的薪水，每月兩百銀元，相當於今天的人民幣一萬二千元，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這應該說是達到了“高級白領”的水平。可一旦看到與自己同時進校，甚至晚些進校的同事都已經拿得比自己高，劉文典的心裏難免有些不爽。正如他自己所說，“這是不出名的人的苦處！”
要想出名，要想賺到更多的“Money”，就不能光發牢騷不辦事，要拿出真本領來。劉文典決定選定秦韓諸子校勘研究作為科研主攻方向，而一出手便是學界一致認為古奧難懂的《淮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