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的這一計劃得到了胡適的鼎力支持。1923年胡適特意擬訂了“整理國故計劃”，初步選定的人選中就赫然有劉文典的名字。並且劉的《淮南子》校勘項目被胡適列為北大“國故叢書”的第一種，並承諾為其作序，可見其重視程度。
劉文典自然珍惜這次機會，廢寢忘食，一頭鑽進了書海之中。為了校勘《淮南子》，劉需要翻閱數量龐大的資料，而且有些學校和北平圖書館都沒有，必須去一些寺院和私人家中借閱。有時候他甚至要放下北京大學教授的架子，一番求爺爺告奶奶的苦求之後，才得以一睹這些珍稀典籍的“芳容”。有這麼一回，劉需要查閱某種佛經。他聽說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經，就前去閱看。該寺有嚴格規定，非佛教人士，不準借閱藏書。允許借閱者必須在寺內念經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書頁，必須用寺院特製的篾子翻閱，違者受罰。該寺管理藏書的老和尚與劉文典略有認識，知道他是著名學者，特準他借閱，佛堂內也不派僧人專門看守。閱讀前，老和尚向他詳細介紹了閱讀規則，他當即承諾，嚴守規約。
老和尚去後，劉文典靜坐讀經。看了一會兒，他因路途勞頓（從北大紅樓到西山路途遙遠，即使開車也得兩個多鍾頭，更何況民國時的交通條件，估計劉這一趟大概有半天時間都耗在路上了），有些疲倦，見室內有一空床，便乘機持書臥坐閱讀。不料，他看著看著，竟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久，正在睡夢中的他忽然聽到罵聲，頭麵受到撲打。他睜眼一看，老和尚邊打邊斥責說：“你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原來，他睡著之後，手一鬆，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經也就隨之掉落。老和尚本來想與他談論佛學，進來一看這情景，頓時火冒三丈，拿起掃帚就打過來。
此舉有如當頭棒喝，劉文典頓時清醒。他一麵苦苦求饒，一麵在佛堂抱頭鼠竄。老和尚見他甘心挨打，並沒有教授架子，怒容一變，“撲哧”一聲笑了。
不打不相識，劉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北大拜訪，他還專門設素齋招待。
還有一次，劉文典去白雲觀看《道藏》叢書，為了集中精力，節約時間，劉索性留宿於此。在白雲觀一待就是幾個月，他足不出戶，潛心翻閱《道藏》。他經常是茶飯不思，寢食難安，以致得了很嚴重的神經衰弱症，休息了半年才漸漸好轉。據說，在白雲觀期間，由於日子實在太清苦，有一天劉文典實在忍不住了，趁著道士們不注意，偷吃了點葷腥，結果當場被逮，人贓並獲，鬧了個大紅臉。
資料困難是劉文典學術研究所麵臨的一大難題，不過隻要用心出力，自己倒也能夠擺平。然而麵對不時爆發的“經濟危機”，一向不善理財的劉文典卻是無可奈何，隻好向大哥胡適求救：
兩三個月薪水一扣，典年內就無以為生了。典想拙作將來銷路總不會是十分錯的，借重你的麵子，和張菊生（即張元濟，時任商務印書館大老板）先生商量，墊幾百元，總該可望辦到。拙作比起平常書來，費的心血也多些，將來定價也要貴些。並且價值比較的永遠些，無論多少年後都可以有銷路，究非那些風行一時的書可比。先墊一筆款，早遲準可以撈得回來的。典想隻要請你和張菊生先生一說，典目下這個圍就可以解了。你對於典的事素來肯幫忙，這件事必定可以答應我的。
典因此又起了一個奢望，看起來好像近於無饜之求，其實和原議相差也不遠。就是《淮南子》的墊款六百元，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元，共計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元，就可以湊成一千元整數了。
弟之經濟狀況已瀕絕境，務請你即刻替弟和他（張元濟）交涉一下（打一個電話即成了）。我向他開口，實在有些不好，請你援救我一下罷。
你的門路很廣的，凡是書局、報館，都把你的一言看得九鼎般重，務請你替典想想法子。典雖然不才，譯書、編書、做文章，以及報館的編輯都還幹得來，薪水也不奢望，隻要有現在的半數就行了。
翻檢這些劉寫給胡適的信件，字裏行間透露出來的那股子山窮水盡、一籌莫展的語氣，既可憐又好笑，真讓人難以相信這竟出自“狂”人劉文典之手。想必也隻有在寫給胡的信中，劉才敢這麼“肆無忌憚”，掏心掏肺。
劉文典可是自己看好力捧的“學界新星”，日後絕對會“紅”。胡適自然無私地為其拉下老臉，四處遊說，一一化解了劉的難處。
1923年2月2日，就在《淮南子集解》即將付印之際，劉文典又向胡適提出了新的要求：
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經全部完成，許多學生們都急於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現在就因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總要請你從速才好。至於文體，似乎以文言為宜，古色古香的書上，配上一篇白話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頭上戴著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話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隻得就是白話罷。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胡適就幾乎已經不再用文言文寫文章了。劉文典的這個要求，未免有點強人所難。但胡適畢竟是胡適，他略作思考，最終爽快地答應了劉的要求，破天荒地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文言文序言，為《淮南子集解》鳴鼓開路。
在這篇序言裏，胡適極其罕見地將溢美之言一股腦兒地贈予這位亟須要掌聲喝彩的年輕人：
今日坊間所行，猶是百五十年前之莊逵吉本，而王（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俞（俞樾）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然則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之先務哉？
自己廢寢忘食、勤奮有加，胡適愛才惜才、挎刀舉薦，民國出版界頭牌商務印書館精細包裝、隆重推出，《淮南子集解》焉能不火？很快，劉的新書便叫好又賣座，成為每位學者和追求新知的學子們床頭桌案必備的參考書。而且，劉文典等人也如同當今文化圈一樣，諳於“炒作”，借機推銷（當然那個時候，學者很重視自己的學術身份和道德形象，人家的炒作方式既有效又高雅，比現如今大行其道的“緋聞主義”“感官武器”強上不止千百倍）。1923年3月，正值學術界“開書目熱”，胡適應《清華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請，開出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他在“思想史”部分毫不猶豫地就將尚在印刷之中的《淮南子集解》寫了進去，並且“加圈”重點推薦。
無獨有偶，等劉的新書甫一上市，連一向明確表態對胡適開的書目單子很不滿意的梁啟超老爺子也在自己為《清華周刊》重新開列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竟也推介了劉文典的《淮南子集解》：“《淮南子》，此為秦漢間道家言薈萃之書，宜讀精讀，注釋書聞有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頗好。”
就連向來主張“年輕人少讀中國書的，或者幹脆不讀”的魯迅，在聽聞劉文典的新書出爐之後，他體內“書蟲”不禁蠢蠢欲動，特意跑去書店買了一套。1924年2月2日的《魯迅日記》裏記載：“往商務印書館買《淮南鴻烈集解》一部六冊，三元。”
從此劉文典一改往日鬱鬱不得誌之神情，可以挺起腰杆，大搖大擺地在北大教書育人了。
劉文典曾經這樣評價胡適對於他的教益：
你是弟所最敬愛的朋友，弟的學業上深受你的益處。近年薄有虛名，也全是出於你的“說項”，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極力幫忙、極力獎進的結果。
誠哉斯言！劉文典能夠迅速上位，短期“走紅”，大哥胡適的推薦之功實在是不可估量。劉文典又怎能不把胡適當作自己的“偶像”呢？有此摯友，劉文典今生應無憾！
現在再說說劉文典另一位重量級“偶像”陳寅恪。劉文典生前一直逢人就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他曾多次在課堂上情不自禁地豎起大拇指說：“這是陳先生！”然後，又翹起小拇指，對著自己說：“這是劉某人！”可見陳在劉心目中地位之高。
眾所周知，陳寅恪有著極好的家學背景。他的祖父是在戊戌變法時期因支持維新人士而聞名於世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其父陳三立亦是清末民初有名的詩人、學者，同譚嗣同、丁惠康、吳保初合稱“維新四公子”。在書香四溢的家庭環境下長大的陳寅恪，很小就能將“十三經”的大部分篇章倒背如流，被譽為“神童”。他12歲東渡扶桑，20歲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高等專科政治學校就讀，具備閱讀蒙、滿、日、梵、英、法、德、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言的能力，實在是並世無二的奇才！
僅此一點，就讓內心孤傲的劉文典由衷地“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他平生隻具備閱讀英、日、德等幾種語言的能力，而“陳先生連波斯文、突厥文都會，跟他比，我還差得遠哩！”
因此，每當聽到有人說陳寅恪的不是，劉文典一定氣得吹胡子瞪眼，忍不住破口大罵：“沒長眼睛的狗東西！陳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大學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閉著眼睛都能把你們撂倒，哪輪得到你們來教訓他！”也正是出於對陳寅恪的尊敬和崇拜，自從調任清華大學工作後，劉文典便成為陳家的常客，時常向其切磋請教問題。交往越深，劉文典越是覺得陳寅恪的學問深不可測，因此佩服得五體投地。
1932年夏天，陳寅恪已確定赴北戴河度假。出發前的一天，中文係代主任劉文典突然來訪，開門見山：“我們學校的入學考試馬上就要開始了，想請先生代擬一下國文試題。”
陳寅恪幾乎每年都要參加清華大學入學考試國文試卷的批閱工作，對於那些高深莫測的試題早已滿腹牢騷。他覺得，國文入學試題應該盡量“形式簡單而含義豐富，又與華夏民族語言文字之特性有密切關係”，而不是故作深沉，將學生直接繞進死胡同。
經過認真而謹慎的考慮，陳寅恪決定將作文題命為《夢遊清華園記》，這是一道自由度很大的題目。曾經遊曆清華園的，直接寫自己印象中的校園就可以了；而沒有遊曆過清華園的，則可以展開自由的翅膀，任意想象。一旦應試者沒能考入清華園，那就真的成了“遊園驚夢”了，可謂一題多得。
除了這道試題，陳寅恪還專門出了兩道“對對子”的題目，一道是“孫行者”，一道是“少小離家老大回”。二三年級外校轉學生有“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等，而研究生入學考試試題中有“墨西哥”。
考生們大多來自新式學校，看到試題後，大出意外。他們由於平時缺乏對對子方麵的練習，隻得亂對一氣。考生中針對“孫行者”，對“豬八戒”者有之，對“唐三藏”“沙和尚”“牛魔王”者也有之；有的考生一怒而對“王八蛋”，照例都得了零分。但試卷中也有以“孫行者”對“祖衝之”，以“人比黃花瘦”對“情如碧海深”者，陳寅恪對此不禁拍掌歎賞。
事實上，陳寅恪為對子“孫行者”定的答案是“胡適之”，“蓋猢猻及猿猴，而‘行者’與‘適之’意義言韻皆可相對。”其創意源自蘇東坡的詩句“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韓盧”在戰國是一種狗的名字，“行”與“退”均為步履進退的動詞，“者”與“之”均為虛字。出此怪題其實是對倡言白話文運動的胡適的一種善意調侃。當時周祖謨、張政琅等個別考生對出的就是“胡適之”，成為一時佳話。
但是，許多人為此對陳寅恪群起而攻之，認為這種考試是開曆史倒車。劉文典也頗為擔心，於是將這些意見一一反饋給陳。陳寅恪不得已，在《學衡》雜誌上發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指出對對子可以測試應試者：
（一）能否分別虛實字及其應用；
（二）能否分別平仄聲；
（三）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
（四）思想條理如何。
這其實是以最簡單的方法測驗應試者的基本功。通過此事，劉文典不僅進一步認識到陳寅恪治學上四兩撥千斤的超凡功力，也領略到其不失幽默詼諧的一麵。劉深感陳寅恪實在是國寶級的人物，自己今生無論怎麼努力，都恐怕難以企及，於是更慶幸自己能同這位老兄一起工作，得以隨時請教問題。從20世紀30年代初的清華大學國學院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西南聯大，劉、陳二人共事達15年之久，感情甚篤，劉也從陳身上獲益匪淺。
有了胡適，劉文典得以從“潛力股”升華為“績優股”；有了陳寅恪，劉文典方可從“教授”錘煉成“大師”。一個好漢兩個幫，劉與胡、陳二人的機緣，真令後人豔羨不已啊！
悲喜諸同事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大國文係，曾一度流傳“卯字號”名人的趣聞。人們都說北大有兩隻“老兔子”和四隻“小兔子”。這件事說白了十分簡單，因為文科有陳獨秀與朱希祖是巳卯年生的，又有四個則是辛卯年生，即是胡適、林公鐸、劉半農、劉文典。
以上諸位都是當時老北大的名角，也皆是與劉文典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同事。既然劉文典這隻“兔子”平時頗為張狂，那其他的大小“兔子們”個性又如何呢？一起共事，會不會對這個“狂人”不滿呢？其實咱們的這些擔心都是多餘的，這一隻隻“兔子”也都是睥睨天地、狂傲不羈的“主兒”，他們在一起上班，別提多融洽了。
一臉大胡子、一口海鹽話，是朱希祖的經典標記。他早年師從章太炎，也算是劉文典的師兄了。他講文學史講到孔子時，反複強調“厭世思想”，但寫在黑板的字句又都是積極的，弄得許多北方學生一頭霧水，到後來才知道他所說的是“現世思想”，隻不過海鹽話裏“現”的發音接近於“厭”。即便如此，他的課還是吸引了大量的學生。很多學生來聽他的課，是緣於他的人格。到北大前，他曾是國民政府清史館的編修，但後來清史館總纂修趙爾巽擁護袁世凱當皇帝，背叛民國，朱希祖遂拂袖而去。這股子“狂勁”，實在是章門弟子的獨特招牌！
林公鐸的名字很奇怪，獨一個“損”字。他二十幾歲就到北大中文係當教授，也是個“老資格”，性格古怪，說話確實有點“損”。有一次學生問他：“現在寫文章最好的人是誰？”他的回答很幹脆：“第一，沒有；第二，在下！”
這位林先生嗜酒如命，沒錢的時候連劣質酒都敢喝。一次林公鐸去拜訪黃侃，“自溫州至，下火車時以過醉墜於地，傷胸，狀至狼跋”。黃侃認為“似此縱酒，宜諷諫者也”。酒鬼（黃侃也是一個嗜酒如命的人）勸醉鬼，莫貪兩三杯。讀至此處，筆者險些因其暈倒，真乃怪事哉！
林公鐸酒喝高了去上課，帶著幾分醉意就開罵了，無論新派舊派，大佬新秀，凡是看不慣的都跑不掉，“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樣不通，因為讀不懂古文，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有一次周作人遇到了他，便客氣地問他是否在外校兼課。他回答道：“在中國大學開了兩個小時的唐詩。”“那您主要講誰的詩呢？”“陶淵明！”周作人愣了半天才緩過神來。原來林公鐸不服氣沈尹默在北大講陶詩，於是不顧文不對題，跑到中國大學“唐詩”的課堂上大侃陶淵明。
而劉半農則是世人耳熟能詳的大文豪。他年少時就放浪不羈，被蔡元培破格聘請為北大預科教授後，依然秉性不改，竟與學生商鴻逵一起為名妓賽金花作傳。這本《賽金花本事》引來眾說紛紜，就連開風氣之先的胡適大博士也驚呼：“大學教授為妓女寫傳，還史無前例。”
你說跟這一撥兒“瘋癲”大學者共處一單位，整個就是一“狂人俱樂部”，劉文典怎能不狂？
當然，國文係還有個別老牌學者對劉文典頗有意見，覺得這小子上位未免太快，二十幾歲便已躋身教授行列，於是就時不時故意刁難他一下。“怪傑”辜鴻銘是個有名的頑固派，一向瞧不起像劉文典這樣的年輕教員。有一次，他遇到劉文典，問：“你教什麼課啊？”劉文典客客氣氣地回答：“漢魏六朝文學。”辜鴻銘冷笑了一聲，滿臉鄙夷地說：“我都教不了，你能教好？”劉文典倒也不以為意，反正那是一個憑實力說話的年代，他有信心總有一天會讓辜鴻銘對他刮目相看。果然沒過一兩年，劉文典在北大教員名冊上的排名就上升到了第五，恰好就排在辜鴻銘之後。從那之後，辜每次見到他，都會主動地打招呼。辜鴻銘佩服有真才實學的人。
遷至西南聯大之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地位的提升，劉文典已經逐漸以老輩自居，點評他人了。當時最著名的趣聞就是劉文典同沈從文的一些過節。沈從文於1939年到西南聯大任副教授，開設中國文學的相關課程。到了1943年，西南聯大討論聘請沈從文“為本大學師範學院中文係教授，月薪叁佰陸拾元”。這個教授薪水並不高，1942年劉文典在西南聯大所拿的薪水是每月四百七十元。即便如此，在舉手表決時，劉文典仍拒絕為沈從文捧場，並堅定地發言表示反對：“沈從文算什麼教授！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而沈從文隻該拿四塊錢！”
他甚至還說：“如果沈從文都要當教授了，那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軍敵機頻頻騷擾昆明，警報一響，天下大亂。大家自顧自抱頭鼠竄，爭相奔往可以隱蔽的地方。有一次，又遇警報聲起，正在上課的劉文典想都沒想，收起教具就帶著學生衝出了教室。
跑著跑著，他突然想起什麼，原來那時候他最為欽佩的陳寅恪教授因為營養不良，視力嚴重下降。劉文典生怕陳教授忙亂中有個三長兩短，趕緊帶著幾個學生，終於在人群中找到正茫然不知所措的陳寅恪，架起他就往安全的地方跑去，邊跑邊喊：“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
快到學校後山的時候，劉文典忽然看到沈從文也夾雜在擁擠的人流中驚慌失措，頓時怒上心頭。他不顧自己氣喘籲籲，衝到沈從文麵前就大聲嗬斥起來：“陳先生跑是為了保存國粹，我跑是為了保存《莊子》，學生跑是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什麼用都沒有，跑什麼跑啊！”
沈從文比較了解劉的為人，再說炮火就在腦袋上麵，也懶得與之理論，獨自匆匆走開了。
其實劉文典不僅瞧不起沈從文。有一次，有人跟他提及名噪一時的《激流三部曲》的作者巴金，他想了半天，喃喃自語：“沒聽說過，沒聽說過。”
總而言之，不論是刁難沈從文，還是輕視巴金，說到底劉文典實際上是看不上當時的新文學，認為這些玩意兒過於淺薄，哪裏比得上古奧深沉的國學研究。對事不對人，這是劉老爺子的一貫處事風格。隻是經過後人的不斷演繹發揮，似乎這成為他同沈從文的私人恩怨，這一點是亟待澄清的。
同事是一麵鏡子，從他們身上及同劉文典的交往，亦能進一步看出劉的那股子“狂人”氣質。
龐大“粉絲”團
當今社會文化的發展走向是趨於娛樂化，於是一個名詞應運而生——“粉絲”。按照百度裏提供的解釋：“粉絲”，是英語“fans”的諧音。“fan”是“運動、電影等的愛好者”的意思。所以，“flm fan”是“影迷”的意思。也可以理解為“××迷”或者“××追星族”一類意思。“fans”是“fan”的複數。原來“粉絲”被稱為追星族。但是這個詞彙早已被時尚拋棄。現在許多年輕人對這個新詞彙愛不釋手，它已成為時尚的代名詞。
因此，人們口頭上說的“NBA粉絲”可以理解為“NBA迷”；“相聲粉絲”可以理解為“相聲迷”；“劉翔的粉絲”可以理解為“劉翔的追星族”；“姚明的粉絲”可以理解為“姚明的追星族”。
那麼按照這個邏輯，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一批狂熱的“追星族”，不過他們並不是所謂的體育迷或影視迷、音樂迷，而是比較高雅的學術迷，而他們的偶像便是大名鼎鼎的“國學狂人”劉文典。由於資料缺乏，目前已無法統計劉文典到底擁有多少“鐵杆粉絲”，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數目十分龐大，陣容也相當壯觀。
早在清華大學任教的時候，劉文典的名聲已頗為響亮。劉文典進入清華大學中文係任教的時候，正當學術上的鼎盛時期。他在安徽痛罵蔣介石的經曆，被年輕的學生們演繹成無數個不同的版本，到處流傳。等他正式入主清華園時，許多原本對校勘學、古文壓根兒就不感興趣的學生都紛紛來選劉的課。他們感興趣的，其實是劉文典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