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錢穆所記，當時的劉文典“乘清華車赴校上課。有一年，餘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手持煙卷，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不墜。萬一墜落書上，煙熄未盡，豈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
常言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許多清華學生幼時讀過《新青年》，看見劉文典清新美麗的文筆，縝密新穎的思想，輒幻想作者必定是一位風流倜儻、才氣縱橫的“摩登少年”。後來又從書鋪裏看到劉先生的大作《淮南鴻烈集解》，讀一讀卷首古氣磅礴的自序，再翻一翻書中考據精嚴的釋文，才又悟到作者必定是一位高鼻梁眼睛、禦闊袖長袍而狀貌奇偉的古老先生。因為有著一種觀念在腦子裏，所以大多學生考入清華後，大一國文不選楊遇夫先生，不選俞平伯先生，也不選朱自清先生，而單選這位善解文字給人種種不同印象的劉文典先生。但當第一次看見劉文典時，學生們的這種矛盾無稽幻想，一下子就逃得一往無蹤了。據一位學生回憶：
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號教室裏，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術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後，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發，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鶴，肌膚瘦黃兮似辟穀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於骨子在裏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尤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了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入饑鼠兮終類寒猿……
傳聞中的偶像，原來竟是這般“衰”樣，這不禁令那些處心積慮選課的同學心底一沉，大呼失望。然而，當劉文典開口之後，大家又是一片驚喜。他的聲音並不高，細而尖，軟無力，但一向“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他，簡短幾句開場白，就將所有在場的學生統統拿下：“大家來聽我講課嘛，就要了解我的一個習慣，凡是別人講過的，我都不講；別人不認識的字，我認識；別人不懂的文章，我懂。你們不論有什麼問題，盡管拿來問我好了。”
比如，大家都講習作，劉文典的講法就很獨特。他告訴學生，其實寫好文章並不困難，隻要大家記住“觀世音菩薩”這五個字就行了。台下的學生聽了直發愣，此話怎講？隻見劉文典並不著急，眯著眼睛，慢慢地講解道：“‘觀’就是要多觀察；‘世’就是要懂得人情世故；‘音’就是要講究音韻；‘菩薩’就是要有救苦救難的胸懷。”話音剛落，滿堂驚呼：“絕了！”
劉文典講課從來不照本宣科，喜歡闡發些獨特的見解。講到得意處，往往情不自禁，忘乎所以。講著講著，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停頓下來，問坐在前排的學生：“好像快下課了吧？”當得知下一個課程的老師已經在教室外等候了快二十分鍾的時候，他趕緊起立，胡亂收拾好教具，連聲說著“對不起，對不起”，然後小步跑出了教室。可到了下一次上課，他又會“故伎重演”，一開口就刹不住車，再犯拖堂的毛病。
劉文典對於《海賦》的講解方式就很獨特。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訴學生：“你們仔細看看這篇文章的文字，跟別的文章有什麼不同？”學生們看了半天，沒看出啥門道來。都是方方正正的中國字啊！有啥奇怪的？劉文典卻像發現了驚天大秘密似的宣布，這篇文章的最大秘密在於“滿篇文章多半都是水旁的字”。接著他頗有些自言自語地感慨道：“這個文章嘛，不論好壞，光是看到這一片水字旁的字，就足以令人有波濤澎湃、浩瀚無垠的感覺了，快哉快哉！”
據文史大家張中行先生回憶劉文典時曾寫道：
他偏於消瘦，麵黑，一點沒有出頭露麵的神氣。上課坐著講書，眼很少睜大，總像是沉思，自言自語。現在還有印象的，一次是講木玄虛的《海賦》，多從聲音的性質和作用方麵發揮，當時覺得確是看得深，說得透。
隻是有一次，正在上課中，不知道怎麼說起了目前社會上的一些不平等現象。劉文典突然極其反常地站起來，瞪著眼睛，大聲怒斥人類的“兩極分化”，有人坐車，有人拉車，雲雲。學生們聽了都很驚訝，這個神遊六朝的人什麼時候關心起現實世界來了？
正聽他慷慨激越演說到這裏，下課鍾聲響了。那些被他感動得五體投地的同學於是一路目送他走出校門，隻見一輛人力車拉了過來，劉文典飛身坐上，一溜煙跑遠了。學生們這才明白過來，劉先生剛才是在“一日三省吾身”呢，他正是那“坐車”的人啊！
就這樣，貌不驚人的劉文典愣是成為清華園裏的一大焦點，隻要有他在，就一定會有數不盡的奇聞趣事。許多跟他接觸過的學生都在私下裏豎起大拇指講：“劉叔雅先生，牛！”
當然，生性狂放的劉文典在教課之餘，還不忘“發發飆”，露一下其“狂人”風采。20世紀30年代，劉文典任清華大學教授，當時在北京大學也兼了兩門課：漢魏六朝文學和校勘學。由於校勘學是選修課，而選修的學生又不多，於是教務處讓他改在教員休息室上課。
第一次上課，因換了教室，中文係沒有按照他的要求做好課前準備工作。劉文典見狀，發了脾氣，並大發牢騷說：“這個課我教不了！我沒法教！”學生懾於劉的名氣，沒人敢說話。
這時，教員休息室的工友卻解了圍。他一邊把沏好的熱茶送到劉的麵前，一邊用純粹的北京話說：“那哪兒成！像您這樣有學問的先生，北京大學有幾位？您不教，誰教啊？”
劉文典聽後，轉怒為喜。他一邊笑著吸煙，一邊高興地搖頭。下麵的學生也暗暗發笑。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北平陷入日寇鐵蹄之下。當時正處於學術研究“黃金時期”的劉文典，未能及時離開北平，轉移後方。這期間，劉文典的北大同事周作人出現了，他幾次來北平北池子騎河樓蒙福祿館三號的劉文典住宅進行遊說。周說：“文典以一部《淮南鴻烈集解》就足夠顯示學力而有餘了。如今政府雖偽，教育不可視偽，以你的學問應當到‘維持會’工作，維持教育，抵抗奴化……”
劉文典說：“你有你的道理，但國家民族是大義，氣節不可汙。唐代附逆於安祿山的詩人都是可悲的，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周隻好麵帶愧色地說：“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邊說邊退走了。後來接踵而至的說客，皆被劉文典拒之門外。
既然劉文典敬酒不吃，那就讓他吃罰酒。日本人生氣了，於是劉宅來了兩次日本憲兵。“搜！”一聲令下，劉文典與國際往來的函牘被一律查抄，吳忠信、於右任、邵力子、胡適、陳獨秀的來信一時灰飛煙滅。豺狼當道，虎豹橫行，家中人一時不知所措，而劉文典、張秋華夫婦卻安坐椅中，冷眼相視，默無一言。翻譯官喝問，你是留日學生，太君問話，為何不答？劉文典隻白了他一眼說：“我以發夷聲為恥！”
被困北平半年，劉文典內心極為痛苦。日偽政權建立，附逆者一時如“過江之鯽”，連劉文典的四弟劉蘊六（管廷）也在冀東日偽政府中謀到了一個肥缺。當劉蘊六興衝衝地回到家中時，得知消息的劉文典憤恨難當，當即說：“我有病不與管廷同餐。”隨即他又說：“新貴往來雜踏不利於著書，管廷請另擇新居。”將劉蘊六逐出了家門。根據當時的形勢，北平已勢不可留，劉文典決計離開北平。
1938年年初，劉文典托英國大使館的朋友買到了船票，他轉道天津、香港及越南海防，輾轉兩月進入雲南。一路顛簸流離，受盡苦楚，而他心中默念“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詩句，毅然前行。當他於當年5月22日從滇越鐵路抵達西南聯大文學院所在地蒙自時，當他一腳踏上故國的土地，劉已是喜極而泣、淚流滿麵。
來到聯大後，劉文典重返講壇，自然如魚得水，歡欣無比。而他的講課水平更是爐火純青，又引來了無數粉絲的青睞追捧。
當年在聯大，“紅學專家”頗不乏人。但在業餘時間開過“《紅樓夢》講座”的隻有兩位，一個是大名鼎鼎的吳宓，另一個便是劉文典先生。
他們的講座各有千秋，吳宓往往是從西方文學理論得到啟發，用現在一個時髦名詞就是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加以闡發。而劉先生的講述則是“寓言式的”，多少帶有幾分“索隱派”的色彩。“見仁見智”，本可互為補充，但劉先生卻常常有意無意地做出一種“唱對台戲”的姿態。有一則“劉文典三易其地講《紅樓夢》”的故事：劉先生原定在一個小教室開講，後因人多改在大教室，還是坐不下，最後決定改在聯大教室前的廣場上講。據一位曾親臨這次講座的學生回憶說，屆時早有一大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其時天尚未黑，但見講台上已燃起燭光（停電之故），擺著臨時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劉文典先生身著長衫登上講台，在桌子後麵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裏為他斟茶。劉文典先生從容飲盡了一盞茶，然後霍然起立，像說“道情”一樣，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開場白：“隻、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仙桃隻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講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於是他拿起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漵”四個大字……另一位聆聽者記述了劉先生對“蓼汀花漵”的解釋：“元春省親遊大觀園時，看到一副題字，笑道：‘花漵’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漵二字反切為薛，蓼汀二字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屬意薛寶釵了。”
那時無論文科、理科，無論是學生和教授，都喜歡到各係去聽自己喜歡的課。所以有些課，你可以看到學生、教授一起聽課。一次劉文典講《紅樓夢》，到了教室，已經擠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滿了人。隻見劉文典抽一口煙，才不緊不慢地開了腔：“你們各位在座的，都是賈寶玉、林黛玉呀！”當時化學係的一位教授嚴仁蔭，已經坐著等了半小時，聽到這樣的話，很生氣地說，“什麼賈寶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這是罵劉文典的。可是劉文典講課後，底下的人，沒有一個走開的。
劉文典的“紅學”講演不僅一般的教授樂於去聽，就連當時許多有名的“紅學家”也是頻頻聆聽，幾乎一場不落。吳宓一向自視甚高，以《紅樓夢》研究為自己的學術“招牌菜”，對於一般的“紅學”研究專家，曆來都是兩個字：“不屑”；對於充斥於街頭巷尾的所謂“紅學專著”，也是兩個字：“不看”。然而，這樣的一個高人，唯獨對於劉文典打心眼裏佩服得五體投地。據說每當劉文典講書時，吳宓總是悄悄地坐在教室裏的最後一排。劉文典一般是閉門講課，侃侃而談。而當講到自己認為有點獨到見解的時候，他總是會抬起頭看看教室的最後麵，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這當下，吳宓照例會立即起身，恭恭敬敬，一麵點頭，一麵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莊子》我是不太懂的！”在西南聯大的課堂上，劉文典喜歡用這句話作為“《莊子》研究”課程的開場白。說得台下的學生一愣一愣的，心想這個其貌不揚的教授還挺謙虛的啊。然而沒料到，他緊接著又補了一句：“那也沒有人懂！”
劉文典之所以有這樣的膽識，是因為就連被學術界公認為大家的陳寅恪，都不止一次肯定他在《莊子》研究方麵的成就。因而，很多人在不同的場合又聽到劉文典的另一番“瘋人瘋語”：“古今真正懂《莊子》的，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莊子本人，第二個就是我劉文典，其他研究《莊子》的人加起來一共半個！”
而另外一個比較靠譜的版本（由當時畢業生所記）是這樣描述的：
……暴風驟雨般的掌聲之後，劉文典微笑著站起身，向台下點點頭，說道：“我一向不參加這類活動。聽說新一屆新生的入學成績不錯，我心裏高興，破一次例，來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們，教的是你們老師的老師。說到《莊子》，不是什麼研究的蹊徑問題。古今中外的那些‘學者’不論經由什麼蹊徑，皓首窮經，勉強算是挨近了《莊子》的，寥寥可數。算起來，全世界真正懂《莊子》的人，總共兩個半，一個就是莊子自己，中國的《莊子》學研究者加上外國所有的漢學家，唔，或許可以算半個。”劉文典雖然沒有明說另外一個真正懂《莊子》的人是誰，但大家的心裏都已不言而明：就是他老先生自己！
劉文典講課時多用一塊棉布包著教材，登上講台入座後，拿出教材隨即開講，並未見到教學提綱之類的筆記本。
一次，學生在聽了劉文典的課後，想彌補一下聽課筆記中的不足之處，就大膽地向他請教，並想看看先生的“教案”。劉明白了他們的心意後，淡然一笑，用手指著腦袋說：“教案在腦中。”乍一聽可能會認為這是一句遁詞，甚至會誤解為是與學校要求相悖的調侃，實則不然。
劉文典治學極為嚴謹，這早已為章太炎、胡適、陳寅恪等學者所推崇。陳寅恪在《莊子補正·序》中說“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矣。其著書之例，雖能確證其有所脫，然無書本可依者，則不之補；雖能確證其有所誤，然不詳其所以致誤之由者，亦不之正。”
劉治學如此，講課呢？是否就隨興而發，漫無邊際，肆意亂彈琴呢？校方希望授課的教案，理所當然，無可厚非。那麼，先生是否備課了呢？“教案”是否真的在“腦中”？
一次，劉文典講授《莊子·養生主》時，將文中“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嚐見全牛也。”句中的“全牛”考訂為“生牛”。當時心中頗為新奇，這篇文章絕大多數學生在中學時代就已讀過，故對文中“目無全牛”一語印象極為深刻。此時學生們對劉的考訂頓生疑竇，但也不敢貿然質疑。一次有個學生正站在講台上替劉文典板書一些資料，就趁機看了看劉放在講桌上的書本。隻見劉在書本的天頭（即書頁上端的空白處）上用蠅頭小楷作了許多眉批注釋，批注之字工整清晰，其間還有外語呢！下課時，這個學生在替先生收拾書本時看到此書為《莊子補正》，作者“劉文典”。課後，同學們談及此事，人人讚歎：先生的巨著《莊子補正》早已享譽中外，且有“活莊子”的美譽，但先生仍繼續勘校訓詁，足見其治學之嚴謹。“一字異同，必求碻詁。”劉文典對自己講授的課題，的確已融之於心，化之於腦矣。他能擁有如此眾多的粉絲，也算是情理之中了。
劉文典講課，既注重疑難字句的考訂，卻又不囿於煩瑣的訓詁，即點撥文章的精要，牽一發而動全身，又能旁征博引，信而有征，高屋建瓴，汪洋恣肆。聽了劉的課，令人耳目一新，視野大開，學法大進。他講課雖無“教案”，但並未胡言妄語，離題萬裏。
“教案在腦中”，似有疏狂之嫌，間有微詞，亦不足為奇耳。然先生在講課之前早已胸中有本，因而講課時左右逢源，舒卷自如。“教案在腦中”，此言不虛，真乃大手筆！
劉文典皓月之下講《月賦》，也經常被西南聯大的師生們當作傳奇故事爭相流傳，津津樂道。西南聯大的教授授課方式非常自由，一般來說，教授們喜歡怎麼教、教什麼，從來沒有其他人會過問。劉文典一向狂放不羈，上起課來更是與眾不同。假設一堂課是四十五分鍾，他頂多正課講三十多分鍾，餘下的時間就是天馬行空，神遊八方，評點群英、臧否人物了。
有一次，劉文典給學生上《文選》課，剛講了半小時，突然就宣布：“今天的課到此為止。”學生們都以為他又受了什麼刺激，要將哪位名人大肆評價一番。誰知卻聽到他說：“餘下的課改到下星期三的晚上再上。”這下，學生們就更搞不懂劉文典的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了。但他並不著急解釋，收拾收拾教具，在學生們疑惑眼神的注視下，揚長而去。
等到了下星期三的晚上，劉文典通知選修《文選》課的學生都到校園裏的一塊空地上集合，說要在那裏開課。等大家都坐定後，劉文典夾著教具出場了：“今天晚上我們上《月賦》。”這時候，滿臉疑惑的學生們豁然開朗：當天是農曆五月十五，正值月滿之期，確實是上《月賦》的最佳時間！
一輪皓月當空，學生們在校園裏擺下一圈座位，靜聽劉文典坐在中間大講《月賦》。隻見劉時而仰頭問月，時而高聲吟誦，旁征博引，妙語連珠，將充滿新奇感與求知欲的學生帶進一個人生與自然交融的化境。劉文典的一位學生後來寫文章說，“那時距離人類登陸月球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宮是何等的美麗。所以老先生當這一輪皓月大講《月賦》，講解的精辟和如此別開生麵而風趣的講學，此情此景在筆者一生中還是第一次經曆到。”
何兆武先生在《上學記》裏，對劉文典當時在西南聯大的“風姿”做了十分形象的描述：
我聽說劉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會的，和孫中山一起在日本搞過革命，非常老資格。而且完全是舊文人放浪形骸的習氣，一身破長衫上油跡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樣子……西南聯大的時候，劉先生大概是年紀最大的，而且派頭大，幾乎大部分時間都不來上課。比如，有一年教溫李詩，講晚唐詩人溫庭筠、李商隱，是門很偏僻的課，可是他十堂課總有七八堂都不來。他偶爾高興了來上一堂，講的時候隨便罵人，然後下次課他又不來了。按說這是不應該的，當時像他這樣的再找不出第二個，可他就這個作風。
而且劉文典還是遠近聞名的“老煙槍”，沒有煙，根本無法正常上課。一般說來，劉文典上課，香煙不斷，講課不斷。講課過程中若是發現他突然沒聲音了，那一定是香煙抽完了。這時候，他一定會喊過來一位平時比較熟悉的學生，從黑得發亮的破長袍口袋裏慢慢吞吞地掏出幾張紙幣，然後鄭重交代：“快去替我買包精裝‘重九’來！”時間長了，學生不等他說，一看到他講著講著沒什麼勁頭了，便連忙將早已準備好的“重九”香煙遞上去。很快，課堂裏又飄揚起劉文典雖然微弱但卻有激情的聲音了。
學生最怕劉文典講課時沒有煙抽，因為他本來聲音就很小，隻有坐在前幾排才能聽清楚。一旦他的煙抽光了，那聲音就更小了，如同蚊子哼哼。有一次，一個學生忍不住說了一句：“劉先生，您的聲音能不能大一點？”劉文典當即停了下來，問班幹部：“你們今天來了多少人？”學生回答說：“三十多人。”劉文典拔腿就走，扔下一句話：“我上課從來不能超過二十五人，今天不講了，下課！”
一天下午，劉文典正在上課，突然煙抽完了，於是就向坐在前排的幾個男同學示意要香煙。學生們因為自己的香煙品質太差，不好意思遞上去，但看到劉文典一再示意，甚至連講課都沒有什麼勁頭了，正遲疑著準備遞一支劣質煙給劉文典。這時，有人推開了教室的門，原來劉文典的家人看到他當天忘了帶煙，於是專程送來兩包“大重九”。一下子，課堂又恢複了生氣。
這樣個性十足，知識淵博的“狂人教授”，在現如今的大學裏還有幾個？即使把“百家講壇”裏的諸位高人拿來與之較量，也肯定要甘拜下風。“狂人”已去，我們唯有做他的“隔代粉絲”了……
狂人已絕種
文章寫得這麼長，無非是在講一個問題：“劉文典那個時代的‘狂’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狂？”很明顯，它不是嘩眾取寵，它樸實無華，有著根基於中國文化的積澱；它不是放蕩荒唐，它狂狷耿直，有著狂風暴雨吹打之下仍不改的堅守；它不是相機而動，它一成不變，有著為自由獨立而不惜赴湯蹈火的執著；它不是……
它是一種如今已不見蹤影的大學精神，它是一種當下已找不到痕跡的學人氣質，它是一種目前已形不成認同的魏晉風骨……
“打架教授”“罵人博導”“嫖娼老師”“剽竊事件”“高校腐敗”“集體造假”……當今的中國大學似乎整日裏被如許問題包圍，而老師們則如同被閹割了自尊的公雞，發不出警醒人心的鳴叫。為何會這樣？答案似乎很複雜，然而結果很簡單——“大學在淪陷，狂人已絕種”。
1958年7月15日，劉文典離開了這個世界，也狠心卻又無奈地帶走了那種“狂”。我們無法、無力亦無權去指摘這個時代，唯有默默地瞻仰這個狂傲率真、獨立堅守且已漸遠去的孤單靈魂。斯人已逝，斯風不再！
“狂人”劉文典，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