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在給歐陽修的信中也指責“餘風未殄，新弊複作”，他說的“餘風”，即指“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他說的“新弊”，即指“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上歐陽內翰書》）。正是從這兩方麵的鬬爭中，才把建立平易流暢的散文風格作為宋代古文運動的基本目的。這自然也是蘇軾散文的基本風格。
蘇軾的各體散文都體現了這種風格。他的散文體裁很多，重要的有下列三類：一、政論和史論；二、記和書序；三、隨筆（包括書簡、題跋、雜記等）。
政論和史論蘇軾的《策略》、《策別》、《策斷》等政論文和《留侯論》、《韓非論》、《賈誼論》、《晁錯論》、《平王論》等史論文，都以文從字順、條理分明為特色。在語言上，它不像韓愈文章致力於鎚煉工夫，選擇或錘鑄色澤強烈的尖新詞語，而是追求明晰準確；在結構上，它不像韓愈文章重在縱橫開合，突起突落，而是貴在曲折舒緩，洋洋灑灑。這正是構成他平易風格的兩個重要因素。
如《平王論》的主旨在於反對周平王避敵遷都洛陽而不積極抵禦，在南宋起過一定的政治作用。全文不到七百字，一連引證十三個有關遷都的史實，來論證平王“東遷之謬”：一類是並非懼怕外族侵擾而遷都的，一類是雖有外族侵擾而終不遷都的，結果都是興盛的國家。另一類是像周平王那樣遷而後亡的。文章條分縷析，一氣嗬成，而仍保持旺盛的文氣。韓愈的文風也是雄偉的，但其構成因素互不相同。
蘇軾的政論和史論的另一特點是展開鋪排，辨析周密，論辯滔滔，一瀉千裏，體現了他所說的“泉源湧出”、“行雲流水”的風格。
這也是宋代論說文的共同趨勢。韓愈、柳宗元的政論一般在千字以內，較少繁譬博引，史論如韓愈的《伯夷頌》、柳宗元的《桐葉封弟辨》等，更是判斷短截，不枝不蔓。蘇軾的論說文多為長篇力作。
《上皇帝書》號稱萬言。《策略》、《策別》、《策斷》更是一組多達二十五篇的完整、係統的策論。這類文章廣徵史事，議論風發，還著力於形象化的說理，而不是抽象的論證。如《策別》中的《教戰守》一篇，主張教民習武，能戰能守，以抵禦當時遼和西夏對宋朝的威脅和侵擾。文中為了論證“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的危險性，除了引用唐代安史之亂等曆史教訓外，還用人體的養生保健為喻：
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
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嚐告病。
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禦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
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趍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這裏以“王公貴人”和“農夫小民”作對比：前者生活於安逸溫飽之境而常患疾病，後者頂風冒雪反而獲得了免疫力。一路滾滾對照寫出，用喻生動貼切，別具手眼，把切勿“畏之太甚”、“養之太過”的道理講得既透辟又易懂；也使全篇文采斐然，筆意充沛，對讀者不僅服之以理，而且動之以情。
蘇軾在評論史事時，還擅長作翻案文章。有的能擺脫傳統說法，提出新見。如《留侯論》講張良之所以能輔佐劉邦平定天下，是由於他具有“忍小忿而就大謀”的策略思想；而這種思想正是圯上老人所要教給他的。相傳張良有次在橋上遇見黃石公，黃石公叫張良把他落脫的鞋子撿起來，並且替他穿上，以試探張良的耐心和意誌，張良忍怒照辦。黃石公認為“孺子可教也”，就送他一部《太公兵書》。據說張良靠了這部兵書才幫助劉邦奪得天下。蘇軾對於這個傳以為真的故事，能夠掃除它的神奇的乃至迷信的色彩，回到人事上來找原因。他認為“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鋭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
隻有這樣，以後秦始皇、項羽都不能輕易使他害怕或激怒：“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避免了盲動和冒險。蘇軾的論證頗能言之成理，表現出一定的識見。當然，劉邦平定天下，並不僅僅由於個別曆史人物的思想修養，還有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蘇軾的這個看法是帶有一些片麵性的。他的有些翻案之作更不免故作危言，強詞奪理。有時還有杜撰曆史事實的地方。例如本書開頭講的為歐陽修所激賞的《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也有杜撰典故的情況。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八說：“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雲：‘皋陶為士（法官），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陽修不知這個典故出於何書，當麵問蘇軾，他竟答道：“何須出處！”
記和書序蘇軾的亭、台、堂、閣記和書序，比之政論和史論具有更高的文學價值。他的亭台記，打破先敘事、次描寫、後議論的一般格局，三種成分按主題展開的需要而錯雜並用，變化莫測。試以《超然台記》、《放鶴亭記》、《淩虛台記》為例。這三篇記的主題都是發揮老莊的出世哲學，帶有消極因素，但在藝術結構上頗見匠心，有一定啟示作用。《超然台記》作於密州，議論放在開頭，說了一番“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的議論，造成一種飄忽的意緒，然後進入敘事。最後點出命名“超然”的原由，又用“以見餘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作結，照應開端。《放鶴亭記》是徐州時的作品，議論放在中間，在敘完亭的建造緣起和景色以後，先從“鶴”引出議論：鶴既是“清遠閑放”的象征，但春秋時衛懿公因好鶴而亡國；接著突然從題外拈出“酒”字，說“酒”雖使人“荒惑敗亂”，但魏晉時劉伶、阮籍等人卻借酒保全自己，傳名後世，以此來說明“南麵之樂”不能換“隱居之樂”的道理。而早年在鳳翔所寫的《淩虛台記》，議論放在最後，似是一般常規寫法，但第一段敘事卻和議論交織而出，在常規之中見出變化。
他的書序，如《範文正公文集序》、《王定國詩集序》、《六一居士集序》、《鳧繹先生文集序》等或敘人物，或論藝術，也為世所傳誦。
隨筆蘇軾的書簡、題跋、雜記等文，有許多是文學散文，在蘇軾散文中藝術成就最高。這些作品內容極其廣泛，幾乎無所不包，或抒人生感慨，或講身邊瑣事，或記遺聞佚事，或述風土人情；在藝術上表現出信手拈來、隨口說出、漫筆寫成的特點。蘇軾自評其文時還說過“閑暇自得，清美可口”（《答毛滂書》）、“詞語甚樸，無所藻飾”（《上梅龍圖書》）的話，這類文字正是好例。現舉不同時期的不同體裁的文章三篇以見一斑：
嘉佑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複與參寥師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人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脈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
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夤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饋油煎餌，其名為“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藂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餘記之，為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記遊定惠院》
侄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複往日，不知餘年複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舶絶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誌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侄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覷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隻令送與侄孫，切速為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與元老侄孫》
第一則是寫於嘉佑八年（1063）鳳翔時的題跋，簡練的筆墨，迷惘的境界，卻又是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的畫麵。第二則是黃州時的記遊小品，不矜持，不造作，樸素自然，曲折盡意。第三則是寫於海南時期給晚輩的書簡，談簡陋的謫居生活和“超然自得”的心境，談骨肉之間的拳拳之情，談瑣瑣家常，真情坦露，文如其人。
蘇軾畢生致力於文學創作。雖然他曾痛苦地發現“平生文字為吾累”，但文學仍和他的生命相始終，或者說，文學才是他真正的生命。他的作品是他的那個時代的反映，他的生活和思想的體現，也是他一生心血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