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官們的抨擊來得很快。他們嫌光線太暗，鼻子湊到畫前依然什麼都看不清；他們嫌畫太大，市政廳根本掛不下；他們嫌風格太隱晦，和市政廳風格不符；他們本來期望一幅宏偉明麗的曆史畫，卻不是這樣一幅幽暗嚇人的密謀情景。他們也不是沒心理準備，本以為倫勃朗會像他那些自畫像似的，用適當的三點布光來營造英雄的姿態，但在他們眼裏，這幅畫裏隻剩故弄玄虛的光影、斑斕雜駁的灰藍色，還有淺黃色。至於畫裏的克勞迪亞斯·西維利斯，實在也太像個陰謀家了吧！—不知道的，還以為在畫漢尼拔呢！我們要的可是英雄啊！
1662年8月，長官們逼倫勃朗退了酬勞的1/4；隨後他們請了個德國畫家歐文斯，讓他在弗林克未完成的畫作上加工。9月24日，這幅“弗林克+歐文斯”的作品上了牆，倫勃朗的畫被收了起來。再之後，倫勃朗沒法子，隻好把畫切割，重畫，以圖找到買主。這幅畫如今310厘米乘196厘米，隻有原麵積的1/4了。再下一個月，倫勃朗的窮困已到了如此地步：他隻好賣掉了薩斯基亞的墓地。
這是他最後的翻身機會，他失敗了。
這一年，他的自畫像很奇異：這是他生涯第二次畫臉朝左的肖像，生涯第一次用潦草的厚塗描繪自己的臉，而且臉上帶著前所未有的奇詭笑容，配著身旁一張嚴肅的臉，你無從知道他的情緒。他臉上所投的暗紅色彩不複溫暖，而顯妖異，就像一個已經看透命運惡意的人，在自嘲地微笑。
二十年前，他畫了《夜巡》，失去了富商主顧們，也失去了妻子。然後，仿佛詛咒一般：二十年後，《克勞迪亞斯·西維利斯的密謀》讓他失去了市政府這最後一個主顧，而且，也即將失去又一個他所愛的女人。
1662年，倫勃朗忙於這幅巨畫期間，疫情襲擊阿姆斯特丹，亨德克裏琪得了感冒，然後和薩斯基亞一樣：肺部感染了。
直到1660年，荷蘭人的衛生習慣依然不怎麼好：即便剛做完活，吃飯前也不會洗手。英國人說他們“身體比其靈魂更髒，比起個人衛生，更關心房間”。哪怕是貴婦人也惜水如金，大模大樣地把馬桶擱在床邊上。沒法子：1635年之前，荷蘭隻有一個公共浴室，而私人浴室則是貴族才有。
亨德克裏琪從沒抱怨過這個新家，但這個緊窄的新家的確不利於她健康的恢複。她似乎早有預感似的，很鎮靜地準備好了遺囑。她的遺產將全部給女兒科內莉亞，倘女兒夭亡，則全部給提圖斯；而遺產投資所得全部利潤，盡歸倫勃朗。
她平靜地度過了人生最後一年，咳嗽著，疲憊著，照料著一切。她死在1663年，倫勃朗把她葬在了阿姆斯特丹西教堂。教會還頗有微詞，覺得這是個“已經不被允許領聖餐的女人”，但到底也沒怎麼刁難。
倫勃朗仿佛命中注定，無法讓所愛的女人與他長相廝守：薩斯基亞在30歲前身故，亨德克裏琪37歲。到1663年，老頭兒57歲了，孑然一身。那兩個女人，一個給他帶來人生最黃金的歲月，一個扶著他走過了人生最艱難的時光，至此全部離開了。他失去了守護他的天使，必須獨自麵對一切了。
與此同時，進入17世紀60年代，荷蘭整個的變了。往昔意氣風發的航海英雄，變成了資產階級。他們討厭決鬥和爭吵，“有錢的人不決鬥”，一切都靠訴訟解決。富人家裏變奢華了，小資產階級家裏也有了地毯、金銀餐具和畫：意大利的、佛蘭德斯的，本土的畫作被認為“太小家子氣了”。而與此同時，海牙已經無法在南美洲久待，隻好以八百萬荷蘭盾把巴西賣給了葡萄牙；荷蘭人1626年以六十盾買來的新阿姆斯特丹，此時正被英國人垂涎三尺—這就是後來的紐約。尼德蘭的殖民地在縮小，航海業在被英國人削減，陰影正在來臨：那是一個時代的黃昏，非隻倫勃朗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