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我稍微介紹一下汪湧豪教授。汪湧豪教授是複旦大學中文係的教授，現在剛剛接任《複旦學報》的主編。過去他是文史研究院的常務副院長，而且他對日本非常了解，因為他在日本的九州大學和神戶大學都擔任過客座教授。
劉建輝：
在開始下午的討論之前，我想自己先談一談對於這次會議後的感想。我不可能涉及所有報告者的報告內容。在聽完所有的報告後我想談兩點自己對於會議的感想。
這次研討會的前半是大家從交流史的路徑來考察中日之間的關係，談到了作為僧侶或者作為醫生等等來到中國的日本人們。考察了他們受到怎麼樣的接待，或者其中的禮儀製度是怎樣的。過去我自己也對製度史有所研究，在研究製度史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想如何處理和看待交流史在製度史研究中的作用。聽了這兩段報告後，我覺得過去我們做製度史研究主要以中文文本為基礎的。這次的報告從交流史的角度考察了在交流的過程中體現了怎樣的製度，用他者的眼光考察了製度史，也就是說製度史和交流史產生了相互對照的關係。
更簡單地說，過去我們在製度史的研究過程中，會有很多盲點，僅僅從製度史的研究上，我們看不到很多的東西。但是通過對交流史的研究，這些盲點我們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一些過去通過製度史研究看不到的東西。也就是說，交流史不僅僅是調查到底來了什麼人，來了之後發生了什麼事，而是從對製度史的補充的意義上，可以看到交流史很重要。比如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在交流史上我們看到了製度史研究看不到的腐敗問題。那些來中國的日本人原來應該領到多少米，但是實際上按照他們的記錄這些米沒有按照原來的規定發到。這如果是單純研究製度史就看不到，研究交流史就可以非常具體地看到。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並且是非常值得認可的價值。
第二點其實也是與製度有關的，就是上午提到的憲政這樣一種製度是否適合中國這個國家。我本人認為實際上中國清帝國的要素實際上是綿延至今沒有斷絕的。我們今天是想要在這樣一個傳統的框架下要實行憲政。如果用一個比喻的說法來說，實際上是要給一雙大腳穿上一雙小鞋。這樣作為一個帝國的中華，想要在憲政的製度下要變成一個國民國家，當然會麵臨很多困難。
昨天在下午討論時，我曾經提到，日本雖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單一民族的國家，但它確實是一個體量比較小的國家，它比較順利地變成了一個國民國家。但是在國民國家建設過程中，它同時進行了國民國家向帝國國家膨脹的過程。中國的近代史現實可能剛好相反。中國是一個帝國，但是中國卻想要以憲政製度變成國民國家。看我們的東亞近代史，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和日本的行進方向正好是相反的一個進程，這也許是我們看待東亞近代史的一個很重要的角度。
那我就不繼續再講下去了，不然等下又要敲鍾了。接下來的時間如果在今天和昨天的會議上，大家有言猶未盡的，還想再繼續補充一下自己觀點的發表者，也可以再繼續發表自己的觀點。其他的先生也可以談談自己與會的感想。
汪湧豪：
我自己在日工作三年，對日本也有很強烈的興趣。由於這個會議的主題關係，各位教授交來的文章都非常專精。在圓桌會議時段，我們不妨把講話範圍稍稍擴展開來一點。
整體來說我覺得會議主題非常有意思。但是換一個角度，在我看來，中國的日本認識，其實就是日本的中國認識。中國認識日本後，日本人來研究中國人怎麼認識日本的，反之亦然，所以這個問題是交雜在一起的，很難分開看待。但是這裏還有個區別，相較於我們認識日本，日本對我們的認識要深刻得多。
我在日本的時候時間很空，認識的人也不多，日本人也比較沉默，所以我大量時間讀了許多書。我讀了一本伊東昭雄的《中國人的日本觀百年史》，它是自由國民社上世紀70年代出版的，我印象很深刻。還有一本是山口一郎的《近代中國對日觀的研究》，是亞洲經濟研究所70年代出版的，我印象也很深刻。
讀下來我感覺，知華的日本人要遠遠多於知日的中國人。日本人不僅自己喜歡寫日本人論，比如我看過寫的南博的日本人的心理，他也寫過日本人論，全麵介紹了日本的日本人論的研究。還喜歡看別的國家，東西方、包括中國人怎樣看待日本人，這是日本人的一個嗜好。
所以我個人的感覺是，對日本認識最重視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自己。這一點中國人不得不佩服。一般的中國人知道周作人喜歡日本文化，已經是不錯了，有的人進而知道戴季陶、蔣百裏、錢稻孫，那是更不錯了。再往上推就是知識人知道的，他們知道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但是還有一些人是知識人都不知道的，比如我讀到過的王朝佑的《我之日本觀》，1927年出的，還有周憲文的《日本之麵麵觀》，還有陶亢德的《日本管窺》。在當時的中國這些書的影響都很大，但是現在都湮沒無聞了。
再往上說，其實甲午戰爭後的幾十年間，有五六萬中國人到了日本，留學生留下了很多東遊日記。這些東遊日記日本人也有專門研究的，但是我們中國人研究日本觀的時候用的很少。如果再往前說，其實上海很多報紙，如上海《新報》、《申報》、《萬國紀事彙編》、《萬國公報》等都有大量地寫日本人對中國的觀察。還有許多官方編的資料彙編，比如清光緒朝的中日交涉史，清宣統朝的中日交涉史，還有外交文牘，裏麵大量留存著中國人對日本的觀察。現在談中國人的日本認識時對這些也用的不多。
反過來看日本，日本20世紀30—40年代已經有很多人專門在研究了。比如橘樸、實藤惠秀、中山九四郎等，他們都出了專書的。我翻過兩本書，一本是青年書房1939年出的，信濃尤人的《中國人眼中的日本》，他把上海報紙上、生活周刊上的對日本的觀察都收集起來成了一本書。還有一本是魚返善雄寫的《中國人的日本觀》，他把劉大傑、汪精衛這些名人對日本的觀察都收集起來，這本書在日本是作為小學生讀中文的教材來使用的，在日本的影響很廣泛，我們中國人一般也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末木文美士和葛先生合作發起中國的日本認識和日本的中國認識這樣的研討會非常有針對性。特別是昨天上午交流環節中葛先生說的三點意見我是很佩服的。我的感覺是，對於一些具體問題，葛先生由於專業的關係，對這個問題本身可能並不是十分了解，但是他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他抓得很準。延續他的問題，我自己也有感覺。我的感覺是這樣的，過去我們研究中國人的日本觀，我們比較關注傾聽精英階層的聲音，如朝廷官吏，或者軍閥政府、民國政府的官員，這些精英階層他們的日本觀，還有知識階層的日本觀，我們很重視。一般平民的日本觀，我們並不重視。
非常有意思的是現在情況逆轉了：一般人對日本的認識，我們非常重視，政府也重視，知識分子也重視，而精英的知識分子對日本的認識，我們反而不重視，政府也不重視，別人也不重視。所以我們經常在中國的報紙上看到一般人在說日本怎麼好、天真藍、廁所非常幹淨，其實中國的廁所現在也幹淨了，或者說日本非常非常壞、怎麼怎麼壞，其實壞人哪地方都有，都沒有說到點子上。民間不成熟的認識會影響到政府，比如日本政府說中國經常在做反日教育，中國人說日本人報紙上經常都是中國的負麵新聞。這就造成了中日之間互相對看的時候“相看兩厭”，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
所以在今天這樣的形勢下，我們能召開這樣一個會，我覺得主辦會議的教授是非常有遠見和擔當的，我非常佩服。隻不過說，我們今天這樣的相互對看、觀看、互看，就是我們要超越一種狹隘的國家觀念、意識形態，或是超越中日實力對比這些糾結，我們把問題看深了，看得更有興味一點。事實上也是這樣，這兩天的討論大家也是著眼在一些具體的問題展開深入的研究。這樣的研究的意義並不局限在學術界，它也會影響到廣大的民間。所以我個人對這個會的一點感受基本就是這樣。謝謝大家！
劉建輝：
非常感謝汪教授。確實像您所提到的那樣，中國的日本認識實際上包括著日本人對自身的認識，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也包含了中國人對自身的認識，它確實是交織在一起的觀點。
您剛才講到的第二點，實際上也是日本的現狀。在日本，知識分子的中國認識並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反而是媒體傳播的民眾對中國的一些看法流布非常廣。也確實層次不太高，也隻是在討論廁所是否幹淨之類的問題。
瀧井教授有一些想要補充的地方，請。
瀧井一博：
我想向大家補充介紹一張幻燈片，介紹一個人物。這個人物叫做有賀長雄。有賀長雄在這張照片前排的右一。他是一個什麼人呢？他曾經擔任袁世凱政府的法律顧問。在袁世凱要起草憲法的時候，草案是他來起草的。有賀長雄為什麼要擔任這個工作？因為在1905年清朝向日本派遣了憲法視察團。伊藤博文向這個憲法視察團推薦了有賀長雄，對他們進行明治憲法的介紹。這張照片的正中就坐著伊藤博文。
我想再介紹一下這張照片拍攝的背景。這張照片攝於1890年的10月份。在照片的正中大家可以看到一個人的肖像，這個肖像是一位德國國家學的教授，叫斯坦因。這位教授是伊藤博文到歐洲考察，了解歐洲憲政製度過程中曾經給他們上過課的一位老師，他當時在維也納大學做教授。這位先生在1890年的9月去世。這些曾經在維也納上過課的人，他們在1890年的10月份集中在一起，開了一個追思會。這個追思會的儀式是以神道的儀式來舉辦的。
這張照片是伊藤博文和有賀長雄。在這張照片右側長胡子的這個是伊藤博文，左側的就是有賀長雄。他們在歐洲考察的時候，在接受斯坦因教導的時候拍的一張照片。那麼這個斯坦因到底對這些日本人說了什麼呢？他說的是，憲法不僅僅是條文。他必須是背後有民族精神支撐的這樣一個製度。如果沒有曆史，隻有憲法的話，那麼這個憲法是不會生根的。
因為斯坦因對他們說，曆史非常的重要，所以接受了諄諄教導的這些日本人回到日本以後，在這位斯坦因教授去世以後要舉行追思會。他們也用了他們認為最有曆史傳統的這樣一個神道的儀式來對這位教授進行追思。感謝他讓他們意識到日本的曆史傳統非常的重要。
昨天下午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也曾經講到了關於神道的一些問題。那麼就像末木教授所講的那樣，實際上國家神道是近代以後完全人造出來的一個新的宗教。那麼這張照片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證據，就是神道的確是在近代為了使所謂的曆史製度化，在聽取了歐洲人的建議以後，日本人才下工夫來構築起來的一個新的宗教。
上午葛教授提了很深刻的一個問題，就是在中國憲政能不能夠真正的適合並且能夠發展。那麼我介紹的這張照片不能夠成為直接的一個回答，但從另外一方麵給我們一個啟示，也就是說憲政實際上首先要求我們通過曆史形成一個公共的意識，就是我們是什麼。通過曆史，構成一個共同體，大家所能夠接受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的基礎上，憲政才有可能生根發芽。
為了實現憲政的話首先要製造國民。通過曆史的傳統來製造出國民。也就是說有了國民以後才能夠形成製造憲政，或者接受憲政、發展憲政的主體，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我們形成了，國民形成了，也勢必形成他者。有了我們，自然有了他人。從伊藤的角度來看，伊藤是構築了國民，日本國民，在客觀上也造就了他者。也就是說有了日本國民，有了非日本國民。他在政治上采取了一個與中國保持距離的態度，隻和中國保持經濟交流的態度。實際上是他者和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