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柯，在內地讀者眼裏，通過他我們知道，西部是傳奇的地域。八十年代“先鋒”作家楊爭光的西部傳奇氤氳著陰森的殺氣和人性的乖戾，九十年代張承誌的作品把西部的血淚、艱難和仇視以激憤的言語方式表達出來，而到了紅柯這裏西部的美和幹淨、溫情和英雄性格，成為他個人西部生活感遇之下的真切傾說。《吹牛》裏兩個酒醉牧人的對話如同旋曲般滌蕩世俗人心，《美麗牧羊》、《阿力麻裏》《金色阿爾泰》等，我們讀到的是深摯的愛意；長篇小說《西去的騎手》是民國民間發生在西部的壯美凝重、蕩氣回腸的英雄史詩，戰場的酷烈和人物性格的交手，是傳說中的故事帶上了“尕”氣。它使得日漸慵懶和老氣橫秋的文壇，重新獲得了血性的激活。紅柯筆下的夢幻是自然而然的，因為他所枕著的是西部，絕不狹隘凶毒，他寬廣無邊，雄渾無涯美愛無盡。
艾偉，他讓我們領略到什麼是文學的藝術力量：文字的、思想的、想象的、結構的、命運的、人性的、欲求的、時代的……各種各樣雜糅起來的力量，變本加厲，摶捏扭曲，虛構與現實之間的界限任你如何折騰，總是難以廓清，令人徒歎奈何。《越野賽跑》虛構了一匹白色的軍馬，它和現實中的村莊之間，從六十年代開始以後的三十年間，構成了相互比照相互隱喻的世界：飛升的想象與動蕩的現實，都是激情和奇跡的淵藪，膽大妄為的技法下麵是放蕩不羈的心緒。艾維用這部小說淋漓盡致地寫出了屈伸於母土的靈魂史。《愛人同誌》探向往日英雄和聖母情結的沉淪過程。主人公張小影寧願靠虛擬的方式等待自己輝煌的“聖母”時代的回返，而當年的戰鬥英雄已經成為時代的多餘人。在小說裏麵，兩性的隱秘、精神與肉體的撕裂、時代變遷與身心傷痛、光輝歲月的記憶與飽受冷落時的幻想等等，不僅道出了世態炎涼，更體現出了人性的病灶。《愛人同誌》也是“新活力”作品中最富現實勇氣的佳作。
荊歌，他的小說一向給人自如的閱讀感覺。九十年代中後期發表或出版的《漂移》和《粉塵》帶著比較明顯的“後先鋒”與“新生代”觀念遺跡，敘述技巧突出，人物行為意識大於對小說本體統一性的考慮，缺少一種相對較為整飭的自然天成的敘事能力；但是到了《槍斃》以後，《愛你有多深》就明顯地展現了一個跨越的勢頭，對長篇小說的文體、架構、人物關係、場景、線索、節奏及內蘊都有不著雕痕的安妥布置。以至於一些細節略顯密集，過於結實。到了《鳥巢》，我們可以察覺到，荊歌終於把快樂的敘述和倒黴的人物融為一體，前麵的那些特征，不必可以設置，不再是並排的而是相生相克的，被荊歌隨手摶和任意擺弄就做成了一個漂亮精致的《鳥巢》。按照成長的年代順序，《槍斃》寫的是少年時期，《愛你有多深》是成年工作以後接近中年的現實，而《鳥巢》應該是在兩者中間，寫大學校園生活。但是正是對這段成長史的寫作，他找到了不遠不近的審美世界，自由地把握跳蕩，放開來添油加醋，不吝不廢，從心所欲不逾矩，聰明絕頂地裝傻充愣。荊歌的小說宣示了一個寫作定理，自由度和完成度成正比。《鳥巢》以及剛剛麵世的《十夜談》也將以它的高超的完成度使得目前中國長篇小說令人刮目想看。
葉彌，她的《成長如蛻》幾乎可以看做“新活力”開啟的標誌，這第一篇小說就使她站在了青年文學的職高點上。此後她的《現在》、《耶穌的聖光》等中篇直到一發不可收拾的《父親和騙子》、《天鵝絨》、《大叫上天堂》、《明月寺》、《猛虎》、《小女人》等短篇小說，靈感有如天賜，妙筆宛若天成，出落雨江南，惹眼於全國文壇。她的長篇小說《美哉少年》將曆史與成長融於少年混沌的直感和天真的流浪，正劇題材在輕喜劇的調子裏不再有當事人情緒的峻急感，苦難被出走與返回四兩撥千斤。這種敘事智慧實現了長篇文體的重構，在以往的詩化、散文化的變異經驗基礎上，預示了重生結構性的可能性。在“新活力”領軍人物中，葉彌的藝術創新能力最為醒目，長、中、短均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她也是當今最難以用“風格”、“性別”、“題材”等固化尺度論之的中國作家。
新活力分布地形圖。
江蘇、浙江、山東，是近年來青年小說最活躍的地域。
在江蘇，除了畢飛宇、荊歌、葉彌，還有《高跟鞋》、《水姻緣》、《戴女士與藍》的作者朱文穎，《流年》、《拐彎的夏天》、《化妝》的作者魏微，《練習生活練習愛》、《亮了一下》、《甲乙丙丁》的作者戴來（出自江蘇現居河南），他們都是當今中國文壇出色的青年小說家。另有王大進、趙剛、中躍、楚塵、王傳宏、陶文瑜等等。江蘇曆來文人輩出，而且往往引領風氣之先。
浙江有了一個艾偉，還有夏季風、吳玄、趙柏田、畀愚、王手、但及、海飛、柳營、楊怡芬等數量質量都相當可觀的青年小說家，每年的“浙江青年文學之星”獲得者，放在全國文壇格局中，同樣光彩熠熠。
從異軍突起的角度看，這幾年，山東的青年小說完全配得上“崛起的新魯軍”這一稱呼。劉玉棟的《我們分到了土地》、《跟你說說話》、《給馬蘭姑姑押車》，老虎的《地鐵站口的赤腳醫生》、《漂泊的屋頂》，王方晨的《鄉村火焰》、王樹的《大叫》，劉照如的《梁山》、《媒婆說媒》，淩可新的《從前的護林員老木》、《雪境》，李紀釗的《陪老師結婚登記》，盧金地的《吃陽光》、《鬥地主》，路也的《幸福是有的》、《蔦蘿行》，宋瀟淩的《生活藝術》、《個別女人》，魯雁的《最後的莊稼》，張繼的《村長的玉米》，王秀梅的《零度火焰》、《彼岸的舞台》，瓦當的《我的父親母親》，南北的《愛情門票》，桑邑的《一直向東走》等等，令人們對一向溫吞的山東青年寫作力量難以視而不見。
不能小覷的寧夏的“三棵樹”——劉繼明、石舒清和金甌，甘肅的葉舟，佳作連連，後勁十足，給世人展現了西北青年小說出色的純正和深遠的文學景觀。
相形之下，今年北京上海的新人顯得匱乏，除了潘向黎、陸離、葉開等持續穩定地發表有一定影響的作品外，很少出現令人眼亮的新星。倒是福建的須一瓜、陳希我、北北，湖北的李修文，四川的麥加，深圳的謝宏，廣東的巴橋盛可以、黃詠梅、央歌兒、吳君，河北的劉建東、李浩，貴州的謝挺、盛慧吉林的金銀順、劉慶、王齊君等人，使得中心城市之外的文學力量顯得風情萬種。
新活力與中年文學的差異。
今天，活躍於文壇的中青年小說家在言說立場上的分化遠比藝術形式上的區別要明顯，當然更明顯的是，對於這些小說家的對比性選擇有我自己的趣味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