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年作家大都是在精神傾向和小說問題上分為八十年代添加不安分因素的驍將。那時候，他們得到了長期壓抑後的迅猛噴發的時機，文學的意識形態性仍然處於強化狀態，隻要膽子大一點動作怪一點故事講法新奇一點，都有可能被評論界誇大為“打破禁區”或者“新潮”、“先鋒”，並有可能成為文學史上的花時代圖標。曆史背景上文學性的蒼白襯托著他們的新探索的陌生效果，等到他們成為中年作家的時候，風格已經基本定型，寫作當然還要繼續，而他們以創世紀般的熱情所留下來的那些作品，已經成為新一代青年作家的文學背景資料，青年畢竟要有所超越才能獲取文壇準入資格。今天的青年作家身上已經沒有可能被貼上代表思想解放進展的金光，文學處在時代主潮的邊緣，他們要努力生長的林帶還要處在事先已經抽穗結粒的中年莊稼地的邊緣，茁壯成長的難度和勇氣可想而知。因而，言說立場的微妙變化也是時勢所趨。
可是我們看到，今天在中短篇小說領域，在讀者號召力方麵，中年和青年或許可以平分天下；但在長篇小說方麵，中年作家整體上仍占著上風：韓少功、賈平凹、李佩甫、莫言、尤鳳偉、王安憶、張承誌、張煒、鐵凝、葉兆言、陳世旭、趙本夫、黃蓓佳、閻連科、周大新、範曉青、趙德發、潘婧……提起來就是一長串。而青年作家實在很難湊成一樣整齊的陣容：戴來、紅柯、艾偉、李馮、荊歌、邱華棟、葉彌、徐坤、魏微、朱文穎、劉建東……在藝術形式方麵，中年作家走得更遠，青年作家在長篇小說的架構把握等藝術能力方麵整體上不如中年老手——可是，在語風以及對曆史和現實的言說立場上，青年作家的超越氣質則是鮮明的，至少，他們褪去了中年作家普遍存在的代言偏執和表達的不自然痕跡，曆史、精神、天理、人欲不再是刻意而為的符碼，小說的人物、場景、敘述、描寫、對話等基本因素不再是作者本人的偏見或“時代共識”的道具。
在廣有影響的代表性中年作家和優秀青年作家之間，存在著言說立場和藝術趣味的“顯”與“隱”的分別。當然，這種分別主要存在於“現實主義”與“知識分子”寫作特征較為鮮明的作家中。相形之下，莫言、閻連科、葉兆言等就幾乎沒有這種中年寫作特征。
這大概就是種莊稼的和種樹的價值差異所在。套用傳統文壇的說法，他們的審美力量的對象化過程和效果肯定不同。侍弄莊稼的過程——選種、翻耕、施肥、除草、間苗、鬆土、澆水、滅蟲……因為有足夠的經驗，從一開始就預設了猶在眼前的美好景象，然後就是上述精耕細作，然後就是豐收在望，然後就是顆粒歸倉。在講求溫飽實用的國度，糧食總是最基礎的物質需要。中年作家的突出本領是把小說裏的精神性充分物質化，可以解決“思想”的需要，較為醒目地發揮顯而易見的社會批判功能。總之，可以提供現時代的“精神食糧”。種莊稼的收成自然顯得比種樹可觀，我們可以在媒體上看到很多碩大的西瓜王白菜王土豆王，我們卻看不到年輕的樹王。尤其是有的中年作家習慣宣稱一部作品謝了多少年，大概是把審美對象化的過程延伸到了學農、選地、開荒的日子，但是他年年都有長篇問世。有時一年兩三部，則可視為一年兩三季作業的農場主。種樹是沒有可能如此風光的，長得慢不能當年收益還在其次，關鍵還在於它們的實用性離現今讀者習慣性的對“精神食糧”的緊迫要求普遍太遠，現實更需要實用性的砍伐，自顧自的生長，沒法不被漠視。據說環保時代要求退耕還林這如果跟文學扯到一起肯定招致譏笑，當然也不該這樣簡單類推。我隻希望讀者既重視為我們增產增收的莊稼地，也重視那些有望成材的新生林。
新活力的傳承與創新。
今日中國文壇，處在經濟文化轉型的時代，駁雜的價值觀念，繁複的人間景象，紛遝的成長印跡，斑斕的想象天地，在已有的文學經驗所能觸及的層麵之外，構成了新的寫作的可能性。一批具有相對充足的文學素養、豐沛的感知能力和較為成熟的敘事技巧的青年作家恰逢其時，給我們的文學新時空增添了許多可更換的新活力。
新活力的寫作資源，我們也去完全可以無比正確也不無狡猾地說（跟所有的文學成功人士的經驗之談中神侃的差不多），是古今中外而有所偏好，是包羅萬象又有所倚重。
隻是，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鋒”作家相比，新活力座駕的閱讀資源更複雜，所喜愛的經典更不單一，但是他們在羨慕和學習過程當中掌握了適度飛翔的語言方式和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小說奧秘。跟父兄輩現實主義作家相比，他們對現實主義的理解更加寬泛，從而導致他們在閱讀中感興趣的並非是“提問”，而是看經典作家是如何把繁複蕪雜的現實生活生氣盎然地活化在文本中，又怎樣在敘述中表達言外之意的。
在寫作境遇上，他們似乎都曾“新生代”過，以顛覆自命的寫作時期，初生牛犢不知深淺，自顧自狂奔。很快，便會有人發現“欲望”並非止於“身體”，“平麵”也能通向“縱深”，文學不僅僅是“翻筋鬥”，而是有它永恒的精神指向，探尋內心隱秘的路既可能來自“私人”也可能遍布世間。於是我們看到，文學延伸到新活力這裏，就有了視域擴大、吞吐能力增強、現實品格複歸的傾向。本土的尚未真切的曆史與充滿諧趣的活生生的現實在新活力作家筆下有了厚重而新穎的藝術模樣。
稍作細致的探索，我們就會從這些新的寫作潮流中發現一些新鮮而由於我們的文學傳統緊密連接的新因素：
在成長的“範疇”內，他們所需寫的個人成長史或成長片段，已經完全不同於父兄輩作家以情緒性理想性記憶鉤織故事的先驗特質，經由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個人化”寫作影響，無論寫實還是懸幻，呈現與表現的美學觀正是這一代青年的成長敘事實踐中雜糅綜合。
在這種雜糅綜合的情勢下，這些青年作家，既重視對外國文學經典的閱讀理解，又對本土文學傳統有某種自覺的接活意識，在同步關注國外文學動態以作參照的同時，對漢語文學的優長及創新傾注著更大的熱情。他們意欲表現的是，對十幾年前先鋒寫作技法至上觀念和幾年前“新生代”敘事貼地行進姿態的雙重超越，而且，所探索的表麵與現實的生存狀況和精神困境發生更加深廣更加細微的關係。在確有其事和若無其事之間，他們的筆致開辟著屬於文學的張力空間，沒有激烈的質詢，卻有可貴的懷疑；沒有責任的自棄，卻有勇敢的自視。
我們還發現，他們已經具備了在想象與現實資源之間的整合能力和既發問又懸疑的藝術技巧，作者的立場既不寄托於某個人物的命運情感也不表現為社會道德人間倫理的判斷，是世道人心與個人迷夢之間的巨大張力，使得小說彈性足，射程遠。所以不會是純“立場小說”——對了，新活力的探尋方位是那個可以“立”的“場”，不是“立”的炫耀，是“入場”探秘的竊喜。
——於是，我們讀到了可以接受的自然和耳目一新的陌生。這就是飽滿著上升氣息的新活力，這就是涵蘊著創新氣質的新活力，這就是根基沉穩枝葉蓬勃的新活力！
二○○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