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歸納方法。“史學家不治史則已，治史即必須應用歸納方法。”歸納方法主要著眼於史料的搜集歸納，按主題與論證功能的需要，分門別類。“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要說十分的話，就必須搜集十分豐富的材料，包括正反兩方麵，從而得出相對客觀真實的結論。就先秦諸子思想的研究而言，歸納法具有決定性意義，堪稱“方法中的方法”。值得警惕的是，歸納方法一旦運用於史學研究，便不必然地具有其科學性與客觀性，不能替代推理與演繹過程而直接歸納出結論。本書在運用這一方法時所信守的原則是：盡可能窮盡原始文本素材；材料的選取以愈原始愈好；以真書為基本材料來源，又不排除對偽書的合理利用；以直接材料為主，間接材料為輔。歸納的主要工夫是材料的搜集、甄別、取舍與運用的過程，觀點與結論的形成尚需其它方法的配合。
（三）比較方法。“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荀子·解蔽》）此蔽之解有賴運用比較方法。比較方法被史學家稱為“神力的魔杖”，它在曆史研究中並不必然運用，而一旦運用得體得法，往往能別開生麵而收獲奇效。“這種研究法，最有趣味，亦最易收效。不但更能藉以將古代學術弄清楚些，而且可以訓練我們的分析力、裁判力，不致沾沾於一先生之言，為一曲之說所囿蔽。”比較方法包括史料、現象、觀點比較等諸多方麵。就先秦法律思想史而言，更注重並廣泛運用的是以下幾方麵的比較：
人物之間比較。即便是同一學派，人物不同，思想有別，特點各異。通過比較，可以更準確深刻把握研究對象的思想特質，厘清這一學派思想發展演變的線索。
學派之間比較。先秦百家爭鳴，精彩紛呈，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不經比較無法洞悉其中之奧妙，無法拿捏思想之脈動，無法領略思想變異與融合之魅力，無法理解百川彙聚、儒法合流之必然。
中外比較。春秋戰國時期是人類“軸心時代”的一部分，將諸子思想與其它文化巨子思想作比較，不僅饒有趣味，更發人深省，或令人豁然開朗。中外比較是近些年來思想文化史研究取得長足進展的有效方法，從提升研究的深刻性與啟迪性出發，本書將斟酌情勢，合理運用這一方法。為了不破壞行文的連貫和流暢，比較的內容更多的時候體現在注釋中。順便提醒一句：本書的注釋包含豐富的相關材料與信息，閱讀注釋是閱讀本書的一部分。
（四）綜合方法。在運用各種方法的基礎上，歸納、總結並綜合分析和發揮，從而煉成自己的觀點。綜合方法最重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歸納與借鑒。即便我們成不了大師，也力爭站在大師的肩膀之上。先秦諸子學自古以來就是顯學，精研博考者代有其人，碩果累累足資後學采擷。近代以來，諸多國學大師們對先秦諸子思想的研究十分注重，成就斐然。盡管缺少法律思想的專門研究，但他們的國學功底與學識，後之來者恐無法企及，且內容也廣泛涉及法律領域。綜合他們的研究成就，借鑒前人的觀點看法，有助於提升先秦法律思想的研究水平。綜合借鑒前輩大師的成就來研究法律思想史，這種方法極為重要，但可惜運用並不廣泛。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本書將廣泛搜集整理前輩學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代以來圍繞先秦諸子思想而形成的與法律相涉的各種學說或觀點，仔細甄別，妥為借鑒，力求每立一說，必有一定之出處以及充分之依據。通覽博稽基礎上的繼承與揚棄，自會為相關結論的得出增加可信度和說服力。
（五）現代方法。這主要指用現代的觀念詮釋古人的學說。古今懸隔，文化嬗變，古人使用的概念往往與我們今天熟悉的概念不能直接等同，或名同而實異，或名異而實同。尤其是先秦時代，文明草創，學術駁雜，觀念籠統，界限模糊。倘若以古論古，生吞活剝，不僅不能讀懂古人，也會讓我們今天的研究變得毫無意義。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古人的觀念及學說運用現代概念進行詮釋，因為“經過現代詮釋的觀念才有意義。”但需警惕的是，此法極易墮入“古已有之”的思維窠臼。故運用此法須緊記梁任公之言：“吾儕每喜以歐美現代名物訓釋古書，甚或以歐美現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國民自慢性為人類所不能免，豔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後為快。於是堯舜禪讓，即是共和；管子軌裏連鄉，便為自治；類此之論，人盡樂聞。平心論之，以今語釋古籍，俾人易曉，此法太史公引《尚書》已用之，原不足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遠，他人所能發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觸類比量，固亦不失為一良法。雖然，吾儕慎勿忘格林威爾之格言‘畫我須是我’。吾儕如忠於史者，則斷不容以己意絲毫增減古人之妍醜，尤不容以名實不相副之解釋，致讀者起幻蔽。此在百學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之弊，吾儕所最宜深誡也。”
二、材料
研究先秦思想史，基本材料主要是先秦諸子著作，以及經、史類文獻。由於時代久遠，加上秦火之毀與百家的被罷黜，所存材料極為珍稀，令研究變得艱難。顧炎武曾感歎周末“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這是所有治先秦史者的共同感受，也是研究中麵臨的最大問題。其次是材料的真偽問題。子書之真偽，前人早有辨析，治專門史者，似可坐享其成。然近些年來，不斷有相關的考古新發現，一方麵為研究增加了新素材和新內容，足稱幸事；另一方麵則是對傳統的疑古思潮與陳說提出了挑戰，使許多著作的真偽問題需要重新進行討論。有趣的是，真偽的問題不僅永遠糾纏不清，且本身也是相對的。《易·係辭》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馮友蘭說：“某書雖偽，並不以其為偽而失其價值，如其本有價值。某書雖真，並不以其為真而有價值，如其本無價值。”葛兆光則說：“陳寅恪的名言‘偽史料中有真曆史’，好像與福柯思想有些不約而同的一致，但實際上又有很大的不同。陳先生是曆史學家，是要想辦法把偽史料放在合適的地方當真史料用，是要‘變假為真’、‘變廢為寶’；而福柯是思想史家，對他來說，真寫的史料中有思想，作偽的文獻中也有思想，在這一點上真偽之間沒有價值差別，‘假作真時真亦假’，都是知識係譜中的一層。”
先秦子書，多非自著，往往係後學編纂補訂而成，不同於後世之文集。即便《論語》，也是孔門弟子會集而成。《漢書·藝文誌》雲：“《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後世論孔子者，無不以《論語》為本，則諸子之書，即便考得係出後學手筆，也無妨以為解讀某子的基本材料。傅斯年認為先秦諸子之書“多不是說者自寫”，“是漢朝人集合的”。如果因為《管子》不是管仲寫的就說是假書，“則《國語》、《論語》、《孟子》、《墨子》、《莊子》等等無不是假書”。羅根澤說：“稱之曰偽書者，隻是表明它不出於掛名的某人之手，並沒有卑棄它的本身的價值的意思。”且今人劉建國教授經二十餘年之研究，認為包括《管子》、《鄧析子》、《老子》、《墨子》、《商君書》、《慎子》、《荀子》在內，過去多認為是偽書或有偽書嫌疑的，其實都不偽。有鑒於此，本書除對比較公認有問題的《管子》作個別處理外，其餘子書均作為主要材料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