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探討實際上將一個更大的問題凸顯在了我們麵前：中國新文學的諸多概念是否都存在一個重新梳理、重新認識、重新發掘的過程？一如“現代”、“現代性”與新文學的定義本身就滿載著疑問和困惑一樣，更多的術語和概念顯然早已鏽跡斑斑，急需我們擦拭和琢磨。在這裏，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批評概念在現代中國如何從靚麗走向混沌的曆程。
作為自我“心聲”的批評概念
從事文學研究的人都離不開對批評概念的使用，正是這些概念從根本上支撐起了我們思想的大廈，概念之於思想，就如同磚石之於建築。學科的發展史也就是概念的演化史。今天，我們在高等教育體製中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學科後繼人才，其中對學生學術能力的考察往往也倚重於他們所顯示的對概念的掌握與運用，我們常常警戒學術批評的“感性化”色彩，在這裏，“感性化”被定義為私人性、隨意性，缺乏更充分的“學術史”的“淵源”，缺乏更客觀的“公共專業話語”的支持，作為“感性化”對立麵的則是嫻熟地遊走於各種概念術語的學術專業化姿態。
這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因為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究竟不是個人書齋裏的自言自語，它是必須參與到“公共批評空間”裏來的對話形式，我們必須用自己的思想與他人對話，與社會對話，也與曆史和前人對話。在這個意義上，對整個人類思想形式（包括當前，也包括過去）的熟悉是保證對話渠道的暢達的基本條件，我們不能隻用“自己”創造的一套思維與語言表達我們自己的感想，在表達之前，我們必須知道，整個既有的思想形態是什麼，它的範疇有哪些，它用以定義相關現象的基本概念是什麼，在這些思想的範疇與已有的概念麵前我們還可以做什麼。換句通俗的話講，學術研究與文學寫作是大不一樣的，如果說文學寫作是作家努力用自己的語言說出自己想說的話，那麼學術研究則不同，它可以說是批評家努力借用他人的語言（“公共專業話語”）來表達自己想說的話。因為有了這個轉換的存在，我們思想成長的過程自然也就包含了學術概念把握與熟悉的過程。
不過，經由教育的傳承或者虔誠的閱讀接受思想史上的“批評概念”與這些表達思想的概念能夠真正成為自我的心聲還不完全是一回事。從根本上說，一種獨特的思想的產生實際上也伴隨著一種獨特的概念術語的誕生，一種獨特的概念術語的背後往往也包含著一種思想的獨特性。新思想與新術語的連接幾乎是一次性的，對於一位勇於思想創造的學者來說，新的思想與舊有的概念術語之間顯然存在某種不容忽視的隔膜，於是，我們總是在遵從曆史文化規範與思想史資源（包括概念術語資源）的基礎上掙紮著自我心聲的自我化表達，雖然這很難，很不容易。
批評概念與中外文化
對於已經具有了將近百年曆史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這裏的難度還有許多新的內容。
如前所述，就如同現代中國文學是在西方文化與文學的衝擊中誕生發展的一樣，現代中國的文學批評也是在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模式的觀照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已經過去的將近一百年中，借助於近代以後逐步輸入中國的各種係統化的西方理論，或者轉化性地調用漢語固有的某些語彙（常常與日語“出口轉內銷”的過程有關），現代中國的文學批評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闡釋模式與概念係統，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也逐漸發現，這些批評概念在實際運用中的成效卻大不相同，有的與中國文學的實際現象有更多的貼合，因而顯得行之有效；有的則主要采自西方文化與文學的特殊語境，在事實上與我們的文學“遭遇”並不相同，然而由於社會政治的種種原因，這樣的批評概念也可能強勢進入我們的語言世界中，並且經過了時間的積澱，成為我們最基本、最核心的話語形式，有時我們似乎能夠感受到它的別扭，但更多的卻是習慣中的順應。
這裏需要加以警惕的現實有多方麵。首先，對於異質文化概念的單純的順應很可能導致我們自身文學批評喪失主體性。其直接結果就是中國自己的文學現象的言說成為“西方先進理論”的附庸，西方近現代文學理論紛至遝來，中國的新文學幾乎就成了外來理論的實驗場，一時間，能否不斷追隨西方“與時俱進”在事實上成了衡量一位批評家、理論家的無形的標準。在這背後是中國文學批評發展的濃厚的功利主義心態。問題是這些外來的概念能否完全描述我們自己的文學經驗？魯迅的小說是不是可以歸結為“批判現實主義”？究竟是巴爾紮克式的現實主義還是果戈理式的現實主義？巴金的小說是不是可以歸結為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文學理念？李金發的詩歌在何種意義上又屬於“現代主義”？還有，如前文所論，近幾年來廣泛流行的“現代性”一語，大量的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論著的介紹翻譯讓我們相信這就是當前西方學術思想的重要概念，而中國學術的發展也需要“與國際接軌”，也就是我們有必要借助“現代性”的思想與概念來闡述中國文學的諸多現象，這本身沒有什麼錯，但現在的問題是“現代性”在不少中國的批評那裏不過就是一個巨大的籮筐，可以將許多似是而非的現象填塞進去，例如我們可以讀到的命題就有：《紅樓夢》的現代性，莊子的反現代性等等。僅以現代文學的研究為例，我們大量使用的還包括所謂的“兩種現代性”（世俗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理論，自從有了如此明確的理論術語，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便似乎可以非常簡便地納入到這兩種類型中加以概括，不是“世俗現代性”就是“審美現代性”，要不就是兩者的“結合”，不少文章都將20世紀中國文學中對於鄉村生活與自然人性的謳歌稱為“審美現代性”的典型體現，但我們同樣也發現另外的學者將之概括為“反現代性”，魯迅可以被視作中國文學“現代性”追求的“正脈”，也可以被描述為“反現代性”的典型，並與尼采的“反現代性”追求形成深刻的契合，在論述這些不同的傾向之時，我們甚至可以引用同樣的例證，而差別僅僅在於術語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