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中國文學批評的“本土化”建設又成了當前的一大熱門話題。在意識到外來理論可能造成的自我遮蔽之後，我們開始強調批評概念與古代文化相互聯係的價值，應該說，這肯定是新文學批評史的基本事實，對未來中國文學批評的多維發展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問題在於，究竟什麼叫做“本土”，什麼又是真正的“本土化”？在流行的觀念當中，“本土化”總是與外來文化相對而言的，是為了抵抗外來文化的壓力才產生了“本土化”的要求。在對抗外來文化的壓力當中，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了民族文化傳統的力量，於是，中國古代的文化與文學方式又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本土化”的自然組成部分。
於是，這樣的邏輯便產生了：西方屬於外來，因而便不是“本土”，中國古代依然屬於中國，所以它就是“本土”。我們常常在討論“外來文化的本土化”，似乎這一命題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與之同時，卻從來沒有討論過“古代文化的本土化”，似乎這一問題根本就不成立，似乎古代的中國天然地就與現代的中國遭遇著相同的問題。顯然，如果提升到文化的“問題”層麵，如果我們承認任何的文化與文學批評歸根結底都不過是對當下“問題”的發現和分析，那麼，那種超越時空的“本土”其實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該關注和討論的是有具體“問題”的本土，是“現代”時空條件下的本土，這樣的本土，既不應該成為外來思潮的附庸，也不會就是古代思潮的後綴。
強調“問題”的本土意識其實包含了一個更大的追問：我們為什麼需要“本土”？
在根本的意義上，我們不必為了與外來文化相對抗而提出“本土化”的任務，提出“本土”的意義本來就是為了更清醒地意識到我們自己，更準確地把握我們的遭遇，更有方向地發展我們自己。如果外來的文化的確能夠幫助我們發現自己的“問題”，它當然就順理成章地進入了我們的問題世界，也就構成了“本土化”的一部分；同樣，中國古代的文化如果能夠有效地診斷今天的病症，並為解決當前的問題貢獻力量，那麼，它也理所當然地融入了現代的本土，反之，無論是中國古代還是西方，都與我們現代的需要無關。這也就是說，現代問題的本土觀，其實便是將包括現代中國文學批評這樣的“本土”事件與我們自己的主體性聯係起來：無論對於異質文化概念的單純的順應還是對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的簡單“追慕”實際上都是我們自身文學批評喪失主體性的表現。它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中國的文學的言說脫離中國自己的文學現實，或者西方近現代文學理論紛至遝來，中國文學幾乎成了外來理論的實驗場，一時間，能否不斷追隨西方“與時俱進”在事實上成了衡量一位批評家、理論家的無形的標準；或者古代的文學批評被複活，現代的文學也可能被扭曲地蜷縮在古代文學的概念體係中。當我們放棄當下，將自己的獨立意誌交托給外來文化或者古代文化，這是不是也體現了一種濃厚的功利主義心態呢？問題是或外來或古代的概念在脫離當下“問題”之後，能否完全描述我們自己的文學經驗呢？魯迅的小說是不是可以歸結為西方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如果它真的屬於“批判現實主義”，那麼又如何理解其中被稱為象征主義的東西？或者相反，我們稱它是“文以載道”，稱頌它所繼承的中國古代小說的“白描”藝術，但一生警惕儒家文化的魯迅究竟與儒家的“文以載道”有著怎樣的聯係，或者說現代的小說藝術如何從古代的藝術技巧（如所謂“白描”）中脫胎而出，這裏所需要論證的還很多很多，遠非取法幾個概念所能夠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