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把自“五四”開啟的新文學置於新/舊、進步/保守、革命/封建的尖銳對立中加以解讀，自然就會格外凸顯其中所包含的“反傳統”色彩，在過去，不斷“革命”、不斷“進步”的我們大力激賞著這些所謂的“反傳統”形象，甚至覺得胡適的“改良”還不夠，陳獨秀的“革命”更徹底，胡適的“放腳詩”太保守，而郭沫若的狂飆突進才真正“開一代詩風”。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同樣是這些“反傳統”形象，卻又遭遇到了空前的質疑：“五四”文學家們的思維方式被貶之為“非此即彼”荒謬邏輯，而他們反叛古典“傳統”、模仿西方詩歌的選擇更被宣判為“臣服於西方文化霸權”，是導致中國新詩的種種缺陷的根本原因！
我以為，對於這一“傳統”難題的破解最好還是回到曆史本身，讓中國新文學曆史的事實來說話。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不懷有任何先驗的偏見，心平氣和地解讀中國新文學，就不難發現其中大量存在的與中國古典文學的聯係，這種聯係從情感、趣味到語言形態等全方位地建立著。中國文化之“統”一直在“傳”。
以現代新詩為例，我們發現，即便是“反傳統”的中國新詩，也可以找出中國古典詩歌以宋詩為典型的“反傳統”模式的潛在影響。我們曾經在一些著述中極力證明著這樣的古今聯係，然而，在今天看來，單方向地“證明”依然不利於我們對於“問題”的真正深入，因為，任何證明都會給人留下一種自我“辯誣”的印象，它繼續落入了接受/否定的簡單思維，卻往往在不知不覺中遺忘了對中國新文學“問題”本身的探究。實際上，關於中國新文學存在的合法性，我們既不需要以古典文學“傳統”的存在來加以“證明”，也不能以這一“傳統”的喪失來“證偽”，這就好像西方文學的藝術經驗之於我們的關係一樣。中國新文學的合法性隻能由它自己的藝術實踐來自我表達。這正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文化經過中國近、現、當代知識分子的頭腦之後不是像經過傳送帶傳送過來的一堆煤一樣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他們也不是裝配工，隻是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裝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機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創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種人的創造物，中國近、現、當代文化的性質和作用不能僅僅從它的來源上予以確定，因而隻在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的模式中無法對它自身的獨立性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
我們提出中國新文學並沒有脫離中國古典詩歌傳統這一現象並不是為了闡述中國古典文學模式的永恒的魅力，而是借此說明中國新文學從未“臣服於西方文化霸權”這一事實。中國新文學，它依然是中國的作家在自己的生存空間中獲得的人生感悟的表達，在這樣一個共同的生存空間裏，古今文學的某些相似性恰恰是人生遭遇與心靈結構相似性的自然產物，中國現代作家就是在“自己的”空間中發言，說著在自己的人生世界裏應該說的話，他們並沒有因為與西方世界的交流而從此“進入”到了西方，或者說書寫著西方文學的中國版本。即便是穆旦這樣的詩人，無論他怎樣在理性上表達對古代傳統的拒絕，也無論我們尋覓了穆旦詩歌與西方詩歌的多少相似性，也無法回避穆旦終究是闡發著“中國的”人生經驗這一至關重要的現實，如果我們能夠不帶偏見地承認這一現實，那麼甚至也會發現，“反傳統”的穆旦依然有著“傳統”的痕跡。
然而，問題顯然還有另外的一方麵，也就是說，中國新文學的獨立價值恰恰又在於它能夠從堅實凝固的“傳統”中突圍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藝術形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單方向地證明古典詩文學“傳統”在新文學中的存在無濟於事，因為在根本的層麵上，中國新文學的價值並不依靠這些古典的因素來確定，它隻能依靠它自己，依靠它“前所未有”的藝術創造性。或者換句話說，問題最後的指向並不在中國新詩是否承襲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而在於它自己是否能夠在“前所未有”的創造活動中開辟一個新的“傳統”。
中國現代文學的新的“傳統”無疑是我們的新文學批評重點關注的內容。
這其實就牽涉到我們對於“傳統”理解的一個更深的層次：傳統，真的是確定不變的嗎？
“反傳統”成為“傳統”
中國現代作家的“傳統”意識不能僅僅從古典文化的餘留中加以辨別，因為，新文學的創立本身還與西方文化的輸入密不可分，我們不得不關注西方文化的傳統意識。
英語、法語、德語的“tradition”這個詞源自拉丁語詞“traditio”，traditio進入歐洲各民族語言成為tradition之時，正是中世紀向近代轉變之際，恰恰就是這個過渡的時代，曆史標準的延續與新秩序的尋找同等重要，延續與轉變同時構成了人們麵對tradition的姿態。
在歐洲，在tradition形成的曆史過程中，對古代文化傳統的理解和再認識本身就構成了新進程的一部分，這既是再認與複興，又是創造和發展，於是，這樣的思想邏輯也就是理所當然了：什麼是傳統？什麼是與我們發生著關係的傳統？我想，可以這樣說，傳統應當是一種可以進入後人理解範圍與精神世界的曆史文化形態。這樣對傳統的描述包涵著兩個要點，首先，它是一種曆史文化形態，隻有一種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文化形態，才可以供後人解讀和梳理。到20世紀，當T·艾略特提出著名的“傳統與創造才能”的論述之時，他明白地提出，今天的人“不能把過去當作亂七八糟的一團”。傳統必須能有效地進入到後人的理解範圍與精神世界，與生存條件發生了變化的人們對話，並隨著後人的認知的流動而不斷“激活”自己，“展開”自己，否則完全塵封於曆史歲月與後人無幹的部分也就無所謂是什麼“傳統”了。這兩個要點代表了“傳統”內部兩個方向的力量。前者維護著固定的較少變化的文化成分，屬於曆史的“過去”，後者洋溢著無限的活力，屬於文化最有生趣和創造力的成分，它經由“現在”的激發，直指未來；前者似乎形成了曆史文化中可見的容易把握的顯性結構，後者則屬於不可見的隱性結構，它需要不斷地撞擊方能火花四濺；前者總是顯示曆史的輝煌，令人景仰也給人心理的壓力，後者則流轉變形融入現實，並構成未來的“新傳統”，“曆史的意識又含有一種領悟，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實性”，“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成為傳統的”，“現存的藝術經典本身就構成一個理想的秩序，這個秩序由於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紹進來而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