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意識的認識也必須充分考慮到這樣一種“新傳統”的存在。
討論中國新文學的新“傳統”，這裏自然就會涉及一個曆來爭議不休的話題：中國新文學究竟是否已經“成型”？如果它並不“成型”，對新的“傳統”的討論是否就成了問題呢？
已經有著90來年曆史的中國新文學是否已經形成了一種區別於古典文學的新的模式？比如它的白話，它的文學主題，它的敘事特點，它的審美追求，是否已經明顯區別於中國古代的文學而且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
我們的直覺也許是眾說紛紜。例如作為“詩之國”的詩歌傳統是否獲得了新的發展就一直充滿爭議。在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曆史中，到處都可以聽到類似“不成熟”、“不成型”的批評不滿之辭，例如，胡適1919年評價他的同代人說：“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弟兄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裏脫胎出來的。”7年後，新起的象征派詩人卻認為：“中國人現在做詩，非常粗糙……”“中國的新詩運動，我以為胡適是最大的罪人。”10年後，魯迅對美國記者斯諾說：“到目前為止，中國現代新詩並不成功。”再過6年，詩人李廣田也表示：“當人們論到五四以來的文藝發展情形時，又大都以為，在文學作品的各個部門中以新詩的成就最壞。”一直到1993年老詩人鄭敏的“世界末回顧”：“為什麼有幾千年詩史的漢語文學在今天沒有出現得到國際文學界公認的大作品，大詩人？”
那麼，這是不是足以說明“不成型”的判斷已經成為了對新詩“共識”呢？好像問題又沒有那麼簡單。因為，任何一個獨立的判斷都有它自身的語境和表達的目的，我們注意到，曆來關於中國新詩“不成熟”、“不成型”的批評往往同時就伴隨著這些批評家對其他創作取向的強調，或者說，所謂的這些“不成熟”與“不成型”就是針對他們心目中另外的詩歌取向而言的，在胡適那裏是為了進一步突出與古典詩詞的差異，在象征派詩人那裏是為了突出詩歌的形式追求，在魯迅那裏是為了呼喚“摩羅詩力”，在鄭敏那裏則是為了強調與古典詩歌的聯係……其實他們各自的所謂“成熟”與“成型”也是千差萬別甚至是針鋒相對的！這與我們對整個中國新詩形態的考察有著很大的差別。當我們需要對整個中國新詩作出判斷的時候，我們所依據的是整個中國詩歌曆史的巨大背景，而如果結合這樣的背景來加以分析，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中國新詩顯然已經形成了區別於中國古代詩歌的一係列特征，例如追求創作主體的自由和獨立，創造出了一係列凝結著詩人意誌性感受的詩歌文本，自由的形式創造，“增多詩體”得以廣泛的實現。在這方麵，郭沫若甚至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好些人認為新詩沒有建立出一種形式來，便是最無成績的張本，我卻不便同意。我要說一句詭辭：新詩沒有建立出一種形式來，倒正是新詩的一個很大的成就。”“不定型正是詩歌的一種新型。”顯然，在這位新詩開拓者的心目當中，“不成型”的中國新詩恰恰因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姿態，而“自由”則賦予現代詩人以更大的創造空間，這，難道不就是一種寶貴的“傳統”嗎？與逐漸遠去的中國古代詩歌比較，中國現代新詩的“傳統”更具有流動性，也因此更具有了某種生長性，在不斷的流動與不斷的生長之中，中國新詩無論還有多少的“問題”與“缺陷”，但卻的確已經從整體上呈現出了與曆史形態的差異。這正如批評家李健吾所指出的那樣：“在近二十年新文學運動裏麵，和散文比較，詩的運氣顯然不佳。直到如今，形式和內容還是一般少壯詩人的魔難。”“然而一個真正的事實是：唯其人人寫詩，詩也越發難寫了。初期寫詩的人可以說是覺醒者的彷徨，其後不等一條可能的道路發見，便又別是一番天地。這真不可思議，也真蔚然大觀了。通常以為新文學運動，詩的成效不如散文，但是就‘現代’一名詞而觀，散文怕要落後多了。”
同樣情況對於現代小說也是如此。已經有學者闡述過“詩騷”傳統對於中國現代小說家的深遠影響，這是中國文學固有“傳統”的作用，但與此同時，自魯迅等人開辟的現代白話小說又從根本上突破了中國古代小說的創作模式，在現代的“為人生”的廣闊領域裏傳達著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才可能具備的社會人生體驗，無論我們怎麼強調“文以載道”的傳統觀念對於新一代知識者的影響，我們都不得不承認，魯迅式的“立人”已經從根本上與古典倫理說教拉開了距離，在一個更開闊也更有深度的層麵上探索著人生的意義。
現代散文的豐富主題與人性表現也非中國古代的“散文”概念與小品文追求所能夠概括。
現代話劇從來源到發展都與古典戲曲根本不同了，盡管我們不能否認古典戲曲對於現代話劇的影響，但問題也有相反的一麵：恰恰是在現代話劇藝術的衝擊下，中國古典的戲曲模式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兩種“傳統”的互動關係在這裏值得注意。
中國新文學的這些新“傳統”，分明還在為今天創作的發展提供種種的動力，當然，它也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梳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