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對“文學”的認定還與對“文化”的認定聯係在一起。
“文化”一語是在現代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運用相當廣泛的術語。在20世紀初掀起的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篇，提倡文學革命的新文學浪潮，就被現行曆史教科書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直到21世紀，現在中國文學界也到處都在談論著文化的問題。現今，文化熱、文化中國、大眾文化、文化研究等概念在當代文學研究中，也並不少見。因此，考究“文化”一語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是一個重要問題。“文化”進入現代中國“文化”作為一個完整的語言結合最初見於漢代劉向《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這個“文化”的語言組合並不是一個詞語、一個術語，而是一個主謂結構的動詞性詞語組合，是指中國從先秦儒家那裏承繼來的以傳統規範思想來對人們進行教育感化、統一思想認識的教化作為。這來自《周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裏的“文化”是統治者所推行的“文治”，是與使用暴力壓服被統治者的“武功”並行的另一種征服手段。在中國傳統典籍中，“文化”一語基本上是表達以文教化這種行為的動詞性組合。
而從19世紀末西方哲學文化思潮引入中國以後，“文化”一語在新思潮的引進者和提倡者那裏漸漸成為一個常用術語。劉禾說：“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kunka，‘文化’的日語‘漢字’對等詞被漢語借來，‘文化’的新的民族誌含義才進入漢語之中。”魯迅發表於1908年的《文化偏至論》介紹並且希望在中國提倡“非物質”、“重個人”的西方現代哲學、美學思想，“尊個性而張精神”，主張以西方的現代性文化思想改造中國。魯迅對於文化一語的運用在當時是有代表性的。這使得文化成為現代中國表達對人類精神現象及其成果的一個主要術語。從此，它成為體現20世紀中國現代性實際進程的一個重要術語。
“五四”的文學革命被當時的領袖人物視為“新文化運動”，這樣一個概念就是當時中國現代性思想對文化的一種詮釋和理解。1934年，光明書局出版了張若英選編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該書在“緒論”篇中收錄了陳仲甫（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是什麼》這篇文章。陳仲甫說：“要問‘新文化運動’是什麼，先要問‘新文化’是什麼，先要問‘文化’是什麼。”這篇文章表明，中國現代文學的開拓者，在理解和建構20世紀初開始的新的文學時，主要是從文化的立場來把握的。陳獨秀對於“文化”的解說是這樣的：“文化是對軍事、政治（是指實際政治而言，至於政治哲學仍應歸到文化）、產業而言，新文化是對舊文化而言。文化底內容，是包含著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在這裏，陳獨秀認為文化主要是指“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等精神文化活動。而科學則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分。“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論理學、曆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的最大效用。”陳獨秀對文化含義的解釋，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引領者從西方思潮中引進的觀念。蔡元培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導論集》的總序《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中指出：“歐洲文化不外乎科學和美術。自純粹的科學：理、化、地質、生物等等以外，實業的發達，社會的組織，無一不以科學為基本，均得以廣義的科學包括他們。自狹義的美術、建築、雕刻、繪畫等等以外，如音樂、文學及一切精製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術包括他們。”蔡元培毫不諱言，他們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的文化這個概念是從歐洲來的。為什麼要從歐洲引入文化概念呢？陳獨秀和蔡元培一樣，認為歐洲的文化觀念裏麵具有科學精神。他說：“我們中國人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有科學的權威；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要受科學的洗禮；向來不認識西洋除自然科學以外沒有別種應該輸入我們東洋的文化；向來不認識中國底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要。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並且研究、說明一切學問（國故也包含在內），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烏煙瘴氣的妄想、胡說。”“五四”精神是科學和民主精神，“五四”提倡的科學精神是自然科學精神。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人要以西方的社會科學的觀念來認識中國的精神文化現象，就引進了歐洲的文化這個概念。從學理上說，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劃分新文化與舊文化界限的尺度就是是否為科學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