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內學者開始質疑究竟什麼是“自然主義”時，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此術語早已被混用甚至濫用了。中國古代魏晉時期的文人思潮，占卜的曆史變遷，19世紀起源於法國的一種創作流派，現代建築與室內裝飾風格崇尚模仿自然的傾向，20世紀某些中國作家的創作等等都被人們輕易地貼上“自然主義”的標簽。曾有這樣一部譯著，其封麵上英文書名是Natural，原著的英文書名卻是Nature，而譯成的中文竟是“自然主義（Naturalism）”，三個雖有淵源卻性質不同的概念同時以書名的身份出現實在令人費解。
“自然主義”進入中國
在某一現象或事物後加上“主義”二字是為其命名的輕便手段，至於變成某主義之後的效用究竟如何通常不再深究。事實上，任何術語上的“主義”被定格為一種傾向之前，往往隻意味著一種態度。“自然主義”就是這樣。西方古典主義時代，“自然”就是大自然的同義詞，“自然主義”就是一種擁抱大自然的審美態度。17世紀以來的西方所謂的自然主義畫家就是在畫布上盡可能地精確描摹出自然，這時候的“自然”又從大自然的懷抱跨出一步，添加了人的因素，增強了再現與模仿力度。“自然主義”正式成為一種思潮則是在19世紀後半葉的法國。從嚴格意義上講，此後的自然主義應該被稱為新自然主義。
所謂新，就是在新的時代背景和思想資源滋養之下，對歐洲原有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傳統的背離，甚至拉大與現實主義的距離，進而體現出一種走向極端的先鋒性與實驗性。具體來說，歐美新自然主義的成因總體看來有下列幾點：政治風雲、工業化影響、自然科學成果及方法。政治風雲包括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1851年路易一拿破侖政變，德意聯盟，普法戰爭，美國南北戰爭。工業化影響則指19世紀20至50年代城鎮繁榮，工礦建立，煤氣、電力資源開發，蒸汽機車鐵路運行，淘金熱，以及隨之而來的貧民窟、工會組織等等新興事物。自然科學方麵，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學，尤其是達爾文“物質的人”取代“形而上的人”取得突破性進展，那麼因果律決定論、實證論科學方法也就漸人人心了。在這樣一個世界化大趨勢麵前，發源於法國，以龔古爾兄弟和左拉為主將的新“自然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迅速傳播開來。
半個多世紀後，理論與創作都已趨於成熟的法國自然主義才得以傳入中國，其中相當一部分資源是借道日本間接輸入的。譯介成果很自然地成為人們了解中國現代文學與法國自然主義關係的研究起點。這裏有必要對其進行理論和創作兩條線索的大致梳理。理論上：最早陳獨秀發表《現代歐洲文藝史譚》（1915）；周作人總結“自然主義派”特點（1918）；梁啟超《歐遊心影錄》中提及歐洲自然主義的興起（1920）；謝六逸撰寫論文《自然派小說》和《西洋小說發達史》並出版專著（1920-1922）；陳望道譯加藤朝鳥《文學上各種主義》和島村抱月《文藝上的自然主義》（1920-1921）；針對問題小說、問題劇存在的弊病，茅盾主持了有關自然主義的討論（1922）；30年代茅盾在《西洋文學通論》中設專章介紹；魯迅譯片山孤村論文《自然主義的理論和技巧》。創作上：陳嘏譯龔古爾兄弟長篇小說《基爾米裏》（1917）；夏丐尊譯《國木田獨步集》和田山花袋《棉被》，徐祖正譯島崎藤村《新生》，方光燾譯《正宗白鳥集》（1927）；黃源譯島崎藤村散文集《千曲川素描》（1936）等。
一株開過花卻未結出碩果的樹
從這兩條線索可以明顯看出，從1915年至1936年間中國理論及翻譯界都未、曾中斷對自然主義的引介。按照常理推斷，如此持久的關注應該引發一次創作高潮。但是時至今日，很少有學者就以下事實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為什麼自然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株開過花卻未結出碩果的樹？
正好相反，以往更多的研究精力卻集中在，循著譯介傳播的路線，展開對具體現代文學作家受自然主義影響的溯源。茅盾、李劫人、張資平屬於被關注的第一方陣，其次是巴金、路翎、張天翼、魯迅和前期創造社成員。
第一組作家的確與自然主義有著不能抹殺的密切關係，但是大多數的研究仍有簡單化傾向。以茅盾為例，將其與自然主義掛鉤一般有兩方麵原因。首先是其20年代初主持的關於自然主義大討論。其實，茅盾當時組織“文研會”成員討論自然主義的出發點是要吸收其科學客觀態度，用以指導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並不是對西方自然主義創作在思想內容和具體手法上的完全肯定與模仿移植。那次大討論既是對“五四”、“民主、科學”口號的回應，也是“為人生”創作目標的深化。另一個原因就是，認為茅盾在二三十年代創作的激流三部曲，農村三部曲，《子夜》和《林家鋪子》這類連續性、社會全景式小說與左拉的《盧貢一馬卡爾家族》有很大的親緣性。我們不能否認左拉的鴻篇巨製在體例上給予茅盾很大的啟示，但是，也不能忽略“五四”以來白話文創作的內在規律。事實上，新文學第二個十年，不僅茅盾，其他許多作家都熱衷於寫三部曲似的係列小說或鴻篇巨製，如洪靈菲“流亡三部曲”，陽翰笙“華漢三部曲”，洪深《五奎橋》，巴金“愛情”、“激流”三部曲，葉紫《豐收》，還有丁玲、王任叔、沈從文、蕭軍、無名氏等的創作。20年代長篇巨著創作高峰的形成，從創作者角度來看，豐富的社會生活積累，對小說文體駕馭能力的提高才是最關鍵的。將茅盾從這樣一個群體事件中獨立出來進行分析，恐怕無法徹底揭開真相的帷幕。當然，對於材料總體和局部的處理確實關乎技巧與方法，慣用的技巧和實驗性的新方法都有可能進入創作者的選擇視野，但這也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選擇。目前對茅盾與自然主義關係的研究中常忽略的一個問題，恰恰是兩者最相通之處，那就是兩者站在工業發展角度進行的文學創作。嚴格地說，中國近現代極度落後的工業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實在與歐美工業文明滋養下形成的自然主義之間難以產生什麼共鳴。而茅盾等少數作家對民族工業資本家及其周圍事物的描寫，在題材上建立了與自然主義作品的某種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