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傷主義”的提出
1923年，“感傷主義”第一次在現代文壇上出現，不過其時是稱其為“傷感主義”。茅盾在《什麼是文學》中將其視為當時文壇的一種不良傾向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我以為名士生活與傷感主義二者都要不得，新文學界應極力整頓才是”。而後相繼在《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雜感——讀代英的〈八股〉》等文學評論中談到了感傷主義。1940年，李何林撰寫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史論》談道“麵對這黑暗的現實加以暴露的寫實主義的文學研究會，與熱情的反抗的間帶著感傷主義的調子的浪漫主義的創造社就同時活動起來了”。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次涉及“感傷主義”，也是第一次將之與創造社聯係起來。從此，“感傷主義”作為一約定俗成的專業術語寫入了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不過，對感傷主義的評價一直頗受爭議。長久以來，它被當作有害於文學的不良傾向，茅盾、梁實秋、饒孟侃、袁可嘉、周揚等人都對其進行過嚴厲的批判，甚至曾經熱衷於感傷主義的創造社同仁郭沫若、成仿吾、田漢等都進行過反思。1957年，李訶撰文《田漢前期戲劇創作》為“感傷主義”平反，認為感傷同樣具有激發讀者的積極作用，關鍵在於作家是因什麼而感傷。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現代文學研究中最早發出的不平聲音。直到唐弢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這一傾向才有所改觀，附加於“感傷”之上的貶義色彩才大大減少，基本趨於中性。1991年馮光廉與劉增人主編的《新文學發展史》出版了，其中專門列出了“感傷文學”一章，對中西方感傷主義進行了粗略論述，同時做出了公允的評價。盡管經曆了從被批判到平反而受到重視，感傷主義及其相關語彙幾乎一直是評述五四退潮時期文學創作時出現頻率最高、使用密度最大的一種表述，也被認為是描述、指稱以及討論以鬱達夫為核心的創作社前期創作的不可或缺的概念。以至於今天，隻要談論鬱達夫及其創作，自然會聯想到感傷主義。經過多年的努力，“感傷主義”已被普遍接受和廣泛使用。特別是80年代末至今，“感傷主義”及相關話語受到了眾多評論家的青睞和追捧，並衍生了感傷文學、感傷小說、感傷派文學、感傷型浪漫主義、感傷情懷、感傷主義情調、感傷文化心態、感傷派散文等等全新的稱謂，現儼然形成了一個外延和內涵都十分嚴密的話語體係。然而，究竟什麼是“感傷主義”？“感傷主義”的內涵是什麼？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話語，長期以來，我們對感傷主義有約定俗成的理解，但現代文學理論界至今沒有作出一個公認的、明確而又規範的界定。形成規範的專業話語是一門學科得以成立和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所以，探討“感傷主義”這一話語的內涵及其發展現狀是十分有必要的。
“感傷主義”的內涵
何謂感傷主義？在現代文學研究中，感傷主義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文學思潮，特指18世紀中後期起源於英國並波及法、德等國的一股文學思潮；二是指一種表現感傷情緒的創作傾向和創作方法。目前，現代文學界傾向於把感傷主義當作一種創作方法，包括了與之相關的文學觀念、創作原則、審美趣味以及表現手法等等。感傷是人類一種共通的情緒，很早就在文學創作中得以表現。在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就已出現了具有憂鬱哀傷色彩的文學作品。不過，一般研究者都認為，宋玉的《九辨》是中國感傷主義文學的起點，“九辨》是文人詩中感傷主義的最早源頭”。東漢時期，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或抒遊子思婦相思離別之苦，或發人生短促、功名難遂之歎，篇篇直抒感興，是我國感傷主義文學最早的集中表現。至此，感傷主義文學雛形初成，曆朝曆代的文人樂此不疲地沿著這一方向開拓和推進。曹丕《燕歌行》、曹植《七哀詩》、江淹《恨賦》與《別賦》、庾信《哀江南賦》與《擬詠懷》、李商隱《無題》、蘇軾《江城子》與《水調歌頭·丙辰中秋》都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和瑰寶。尤其當每一個封建王朝由盛轉衰後，感傷主義文學的發展就掀起一股小高潮，晚唐、宋末、晚明時期都湧現了大量具有感傷色彩的文學作品。感傷主義文學是中國古典文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正如鬱達夫所說，“中國的文學裏頭，以殉情主義的文學為最多”（殉情主義即感傷主義）。在西方，感傷主義文學的曆史同樣是源遠流長的。荷馬史詩《奧德賽》、古希臘悲劇、《聖經·耶利米哀歌》等等都體現出極強的感傷色彩。18世紀中後葉，更首先在英國掀起了一股感傷主義的文學潮流，積極描寫個人的精神世界，崇拜感情。此後，浪漫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都湧現了大量具有感傷色彩的文學作品，諸如《新愛洛伊絲》、《浮士德》、《變形記》、《局外人》等都是具有世界影響的文學作品。可見，中西方感傷主義文學創作都擁有悠久的曆史，且十分發達。但是，我們的研究者和批評家往往都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作為一種創作方法，中西方感傷主義分別植根於東方、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中，兩者有相似之處，但兩者之間的差異更是巨大的。因此，我們要在中西方文化和文學的大背景之下來探討感傷主義在中西方文學中的差異，並借此明確現代文學研究當中感傷主義創作方法的獨特內涵。
首先，中西方感傷主義具有不同的情感指向。中國感傷主義文學指向國家民族之憂，而西方感傷主義文學指向個人和人類的生存之憂。中國感傷主義文學一開始就與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從屈原到曹操，到曹植，到杜甫、白居易，到陸遊、辛棄疾，曆代文人、士大夫在詩詞歌賦中傾吐憂憤之情，尋找國家、民族走出困境的方向。所以，中國感傷主義文學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士大夫和知識分子表達擔憂國家民族興衰的幽憤之作。而且，發泄仕途失意的牢騷之作也往往以國家和民族為最終的指歸。詩人將自身的憂思與對國家民族的興亡之憂揉捏融合於一體，以這種方式去尋找自我支撐的力量。回望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儒家文化強調個人服從國家，認為隻有以“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目標和理想，個人才能實現自我的生命價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文化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要求和規範，在這種價值建構之下，讀書人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為人生的抱負和理想。“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他們的處世原則。這種匡時濟世的意識幾千年來形成了一種集體情結，積澱為中國文人心理層麵上無法拭去的文化烙印。在它的召喚下，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士大夫秉承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和精神傳統。所以，在中國感傷主義中，無論是憂國憂民之情，還是個人際遇的人生之嗟，都不僅僅止於詩人自身的憂思，而是最終指向整個國家與民族。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是支持中國感傷主義文學持續發展的源源動力。